有些门，是从里面开的；有些告别，是从门口开始的。
父亲搬走的那天没有选黄道吉日。天有些阴，楼道里潮气重，手扶着铁栏杆会留下水痕。他把行李箱拉到门口，回头打量了一眼客厅。客厅很空，空得像刚被擦过的黑板，只剩下一块角落里褪色的粉笔印。那是他的摇椅留下的弧形痕迹。
“钥匙拿着吧。”我把钥匙放到他的手心里，冰凉。
“先留在门口。”他说。
我们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留在门口，不是留给门，而是留给犹豫。钥匙躺在脚垫上，像一条短短的银鱼，静静地不动，仿佛水也在门外。
父母分开已经一年。没有任何一场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积攒起来的沉默像潮水，把沙埋住。他们谁也没怪谁，只是开始慢慢搬走各自的东西。母亲先搬走了她的烤箱和做蛋糕的模具，父亲不紧不慢地把工具箱和钓鱼竿收好。家里仍然像家，只是很多角落被无声地撤离。
父亲最后搬的是书。他的书不多，多半是与木工相关的手册，还有几本《人民日报合订本》。他把书装进两个纸箱，箱口没有封，像一场尚未盖棺的讨论。我知道他在等某一句话“留下吧”，但那句没有来。母亲只是把门口的鞋柜擦得干净，在最上层摆两双拖鞋——一双大的，一双小的。她说：“你路上小心。”
父亲把钥匙留在门口的那一刻，我看见他背影里一种很旧的体面，像他年轻时穿的蓝色中山装。他说：“要是我忘了什么东西，会再来。”我点头，说：“我会在家。”
他没有立刻走下楼。他在门口站了一分钟，像与门缝对话。后来他转身下楼，鞋跟在楼梯上敲出干脆的声音，像一支铅笔在纸上划过。他走到二楼平台处回头看了一眼，我跟着看，他看的是那枚钥匙。那一眼像给鱼缸里的鱼换水前的最后确认。
我没有马上捡起钥匙，我把它留在门口一个下午。我在家里走来走去，像一个不愿承认自己在等待的人去倒水、去擦桌子、去把窗帘拉得更齐。钥匙在脚垫上，阳光刚好照到一小段，金属边缘有一圈淡淡的光。我想起小时候父亲打开门的样子，他喜欢在开锁的最后一刻停顿一下，像是给门一个从容被打开的时间。那时我总想催他：“快一点嘛。”他会笑：“门也需要礼貌。”
晚上七点，他发来短信：到新住处了，一切都好。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才回去三个字：我知道。
第三天，钥匙还在门口。母亲来取几件衣服。她站在门口看见钥匙，弯腰捡起来，抹了一下金属上的灰。她把钥匙放回脚垫，说：“再放几天吧。”她说话的语气很轻，像把一粒盐溶在水里，不出声。
第四天晚上，门外传来开锁的响动。我下意识屏住呼吸，却想起钥匙还在门口，心里一惊。门外的人没进来，只是轻轻敲了一下。我打开门，父亲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是几根青葱、两只番茄、一小块五花肉。他说：“我炒个番茄炒蛋吧，刚好还记得煤气阀在哪儿。”
“你可以直接进来。”我说。
“还是从门口开始吧。”他笑了一下。
他进来之后，像很多年没进来过一样对每件物品都略带陌生。他换上拖鞋，走到厨房，摸索着找到了盐和糖。切菜的时候他没有戴老花镜，刀刃碰在案板上的声音让我想起各种家庭琐碎的晚上——电视里播新闻联播，窗外有小贩的吆喝，母亲在阳台收衣服。我问他搬过去的地方怎么样，他说：“窗户朝西，下午会很亮。”他说下午的时候光会把墙照得发白，有时候他会故意不开灯，像在看一部无声的老电影。
番茄炒蛋香起来的时候，母亲发来消息：今天加班，不回家了。我把消息给父亲看，他点点头，像在核对一张发票。他把菜盛出来，递给我筷子。第一口有一点太咸，我没有说。他也没有问。他在饭桌的另一头坐下，低头吃，吃得很认真，像完成一件需要计件的工作。
饭后他洗了碗，把台面擦干。我看他把抹布放回原来的位置，正正方方叠好。像很多旧习惯一样，他不需要重学。他走到门口，弯腰把那枚钥匙捡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我问：“你为什么不带走？”
“这房子里有太多我已经背不动的东西。”他说，“钥匙我带不走，门留着，你们想开的时候就开。”
“那你呢？你想进来的时候呢？”我问。
他抬头看我一眼，“我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门。”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我忽然理解了他把钥匙留在门口的意义：不是为了保留一个随时回来的权利，而是为了留下一个可被想念的形状。门口有钥匙在，想念就不再是空手。
他走的时候，带走了那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剩下的两根青葱。他说要在新家的窗台种一盆葱，方便随手剪。我在门口看他下楼，楼道的灯灭了又亮，像一只困倦的眼睛努力保持清醒。
过了半个月，我把钥匙从脚垫上捡起来，挂在玄关的钩子上。钩子上方有一张照片，是去年的冬天，我们三个人在街角吃烤红薯。照片里的我们笑得很笨拙，红薯冒着热气，镜头被蒸汽糊了一小块。我把钥匙挂在照片旁边，像给照片加了一行注释：门仍然在。
几天后，母亲来家里。她看见钥匙，沉默了几秒。她把钥匙从钩子上取下来，拿在掌心里，像拿着一块冰。她没有说“他还是会回来”之类的话，她说：“我们都要学会各自开各自的门。”我点点头。
冬天到了。父亲有时会周末来吃饭，带来两条他自己腌的咸鱼，或者一小袋橘子。他每次来都在门口停一下，像给门一个礼貌的问候。他进来时仍然会换拖鞋，饭后把碗洗干净，走的时候把垃圾顺手带下楼。他不再告诉我什么时候回来，也不再问我什么时候有空。他说：“每个人都要有一把自己的钥匙。”他说这话的时候看起来轻松，像把肩上的某件东西放在地上，发现它其实并不沉。
有一晚他没有来，但在群里发了一张窗外的夕阳。西边的云像被火轻轻舔过的棉花。他写：今天的光很好。母亲点了一个“好看”的表情。我也点了。我又给他们各自发了一个钥匙的表情。父亲回了一个笑脸。母亲没回。我知道她看见了。
春天快来的时候，我在门口的脚垫下又摸到一枚硬物，是钥匙，但不是那枚——是一把新配的。我愣住了。钥匙扣上挂着一个透明的小塑料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客用”。我想起父亲说的“每个人都要有一把自己的钥匙”。也许这把不是给他，也不是给母亲，而是给“来过、还会来、但不必常住”的人——包括亲人，也包括旧时的自己。
我把“客用”钥匙也挂上钩，和那枚旧钥匙并排。两个小小的金属片靠在一起，像两句话在一行里挨着，各自有各自的句号。
有些门，是从里面开的；有些告别，是从门口开始的。我们在门口站一会儿，把钥匙放下，承认它的重量，然后把手从上面移开。门没有被谁“关上”，它只是在某个晚上，轻轻地自己合上了。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去各自的门前，掏出钥匙，咔嗒一声，推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