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立的“儒学”，至宋代逐步被称为“孔孟之道”，孔子、孟子的家乡因为离得很近，被称为“孔孟之乡”，乃至整个山东，在外面都因山东人的宽厚仁义好客，被冠以“孔孟之乡”的美称。
在历史上的儒学体系里，有孟子之外的曾子、颜子、子思、荀子、后来也有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大儒名士，为什么单单就只有孟子与孔子并称呢?
一、历史上曾有“周孔之道”、“孔颜之道”
自汉代重视儒学以来，汉代官方立周公为“元圣”，孔子为“先师”。
周孔之道"在唐代以前是儒学教育的别称，周公与孔子被合称为“周孔”。周公，西周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先驱，被后世尊为"元圣"。孔子，春秋时期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为“至圣”。
周公创制礼乐，是华夏文明的人文始祖。孔子是周公之后华夏优秀文明传统的集大成者。周公之道与孔子思想相结合，即周孔之道，是华夏几千年文明的主脉。周孔之道是世界观，礼乐文明是其社会实践的具体展现。
两周(西、东周)与两汉(西、东汉)是周孔之道与礼乐文明的产生、发展、成熟时期，出现了两次古代中国文明史上百家争鸣的活跃景象。华夏政治大一统时断时续，但是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则是由周孔之道构成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起了决定性作用。
汉代开始，颜回便被列为孔门七十二贤之首。很长时间，在祭祀孔子时，人们都单独将颜回安排在孔子旁边配享，享受“亚圣”的礼遇，汉末名士祢衡在撰写颜子碑时，就有“亚圣德蹈高踪”之赞。
据《唐会要》记载，唐玄宗在诏书中格外强调:“颜子既云亚圣，须优其秩。”宋代大儒周敦颐也承认颜回乃儒家的“亚圣”，其在《周敦颐集》中，就有“颜子亚圣”的说法。这就是“孔颜之道”的来历。
二、孔孟之道是如何形成的?
即使是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在唐初亦未能进入经书之列，更遑论《孟子》。贞观之时，奉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而配享先师的只有两人，一为颜渊，一为左丘明。宋初国子监承唐制，仍祭孔颜。
中唐时代，韩愈出于对抗佛教日益兴隆的现实需要，提出了道统之说，把孟子放到了儒家道统的主干位置，孟子地位在文化界开始显赫。韩愈之后，南宋大儒朱熹又对孟子作出了至关重要的历史定论。朱熹在其《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中对孟子赞叹有加，并且再次认定孟子“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
在朱熹的影响之下，孟子在民间和学界渐渐坐稳了“亚圣”这把交椅。元至顺元年(1330年)，元文宗代表官方为孔子选定了四位配祀者，他们分别为兖国复圣公颜回、郕国宗圣公曾参、沂国述圣公子思、邹国亚圣公孟子。自此以后，孟子正式取代颜回成为“亚圣”，而颜回则又拥有了新的尊称--“复圣”。
孟子思想中的思辨性、理论性，切合唐宋之后儒学应对佛道挑战的需要，自然日益受到重视。经过宋明理学家的不断推崇和诠释，“孔孟之道”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整体。第二，孔子与孟子之间确乎存在思想的一致性。孔子之学包罗万象，博大精深，蕴含不同的发展路向。孔门后学往往各得一端，但相较而言，孟子更能得孔学要领。孔子的学说包涵仁、礼两大内容，尤以仁学为重。而孟子恰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使孔子学说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在思想的理论深度上发展了儒学，由仁学进而提出“仁政”，在人性论上高举“性善论”的大旗。另外，在修养工夫论、人格境界论等方面，孟子都对孔学有所推进和延展。尽管孟子与孔子在性格、气质乃至思想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种差别并非本质的，并不妨碍二人在思想上的密切关联。历史地看，就对儒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而言，孔孟当推为魁首。后世孔孟合称，以“孔孟之道”来指称儒学，也并不是完全无视二者的区别。朱熹就曾直言：“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孔子则就切实做功夫处教人。”可见连朱子也正视二者的理论风格之不同。况且，思想家的价值正在于其独创性。如果孟子完全同于孔子，那么孟子存在的价值就会失去，后世便不会有“孔孟之道”的说法了(宋立林《“合称孔孟之道”是历史误会吗
?》)。
孔子与孟子谁更伟大?
山东一位著名学者说过：孔子很伟大，但因为孟子，使孔子更伟大。如果没有孔子，孟子一样很伟大，但如果没有孟子，孔子没这么伟大。历史上更有学者程子明确指出：“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出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三、邹鲁与孔孟、儒学的分辨
邹鲁地区，就是在产生这样大家、伟人的同时，由一代代伟人大家影响、带动、推动着文化氛围的持久、广泛、深入，这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崇文重教、文化昌盛”的盛况。
邹鲁这个地方不仅仅在先秦时期因为产生孔孟，也产生了墨子、子思、产生了鲁班等人，也因为汉魏时代也产生过一系列诸如匡衡、韦贤父子等丞相，汉代的经学也是在邹鲁这个地方产生，并传承着孔孟延续的经学。司马迁《史记》载:“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
班固《汉书·韦贤传》也说：“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
南北朝时期，《梁书·羊侃传》:“高祖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
孔子是鲁人，孟子是邹人，后以“邹鲁遗风”谓孔孟遗留下来的儒家风气。
儒学产生于邹鲁地区，但是不能以“邹鲁”代指孔孟。因为邹鲁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是这里有产生文人大家的土壤及社会良性机制，二是这里不仅产生了孔孟儒学，而且产生了墨子墨学、科技伟人鲁班，后来还产生过脉圣王叔和、产生过玄学奠基人王弼等等，仅以孔孟代指，有以偏概全之嫌。从伏羲肇始的人文传统一直到汉魏时期，这里一直都是当时中华文化最辉煌的地域。
如今，我们复兴传统文化，不是要我们整天把孔子高高举起，不仅需要学院派们写写学术文章，更需要在民众当中兴起学习之风，兴起邹鲁之风。
邹鲁之风是一种学习的氛围，是一种能够产生大家伟人的土壤，是可以形成文化基因的机制。所以能够产生孔孟这样的圣人，产生包括儒学在内的符合社会管理规律的思想。
因此，不能以孔孟代指邹鲁，邹鲁也不能是儒学的代称，把这样的一种现象狭隘成一种思想，是没有领悟到这种机制的表现，属于断章取义。
四、分不开的孔孟，分得开的“邹”“鲁”
应该说，孔子与曲阜、尼山的关系，已经成为曲阜的自豪与优越，但细究邹鲁文化关系，又不得不承认，孔子不仅是“宗周”、崇拜周公，对鲁国文化的发展、飞跃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孔子的文化基因也是殷商文化、东夷文化与周文化融合的结果。而居东夷的“邾(邹)”国文化，其实就是殷商文化、东夷文化的代表，在孔子身上发生作用。
试举数例以证之：
1、孔子被称为“邹人之子”。
《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或问：‘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知礼也。'”太庙，是国君的祖庙。孔子去太庙参加鲁国国君祭祖的典礼。他一进太庙，就向人问这问那，几乎每一件事都问到了。当时有人讥笑他：“谁说‘邹人之子，懂得礼仪？来到太庙，什么事都要问。'”(邹，当时县名，孔子出生地，在今山东曲阜东南十里西邹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邹县的县官，所以当时有人管孔子叫“邹人之子”，意即邹县县官的儿子。)孔子听到人们对他的议论，答道：“我对于不明白的事，每事必问，这恰恰是我要求知礼的表现啊!”
2、最早的“邹国公”是孔子。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静帝宇文衍追封孔子为“邹国公”，“邹”是国名，“公”是爵位。后来，孟子也被封过“邹国公”。
3、唐代以前的孔庙是在邹县设立的。唐《括地志》记载：“叔梁纥庙亦名尼山祠，在兖州泗水县五十里尼山东址”。由此推断，尼山孔庙建筑群应始建于北魏时期。这时的尼山建筑群，其功能主要是纪念孔子父亲。这个时代的“尼山”，尚属于邹县。直到20世纪中期才因尼山水库管理方便划给曲阜。
4、孔子的文化体系中，“礼”来源于周公，“仁”则来源于代表东夷文化的“三邾”文化(专文另论)。
5、孔子的母亲国应该是邾国。孔子的母亲是颜氏。颜姓后裔以邾武公之名——颜为姓氏。此即后世中国百家姓中颜氏的由来。颜氏在当时的“三邾”相当著名，孔子有八位高足就是郳国的颜氏(唐颜真卿有“孔门八颜，皆郳出也”的话)。邾武公死于前796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颜母家族此时得姓仅二百余年。颜母当时居住之地邹县“颜母庄”应该属于邾国地望(邾国之地与鲁国“击柝之声相闻”)，颜母对孩子的教育不仅受到鲁文化的影响，更会受到母国文化的影响。
另外，孔子死后，葬于邾国的母亲河“洙水”旁，似乎有一定的上述含义。
6、孔子向往的“君子之国”“
君子之风”，在东夷。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乗桴浮於海。当有人向他指出东夷鄙陋时，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即：那是君子居住的地方，有什么鄙陋的呢?孔子对东夷人及其文化是相当尊重的。东夷地区当有敦厚和平、好让不争的民风。这种民风在“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已不可得，但仍为人们所向往，称之为君子之风。
相对于孔子与邾国，孟子则有鲁国的基因。
有专家考证，孟子是鲁国“三桓”的后裔，孟子的母亲去世，孟子将母亲“归葬于鲁”，亦可证之。赵歧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所以他将母亲归葬于鲁。杨向奎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因此，因孔子、孟子之功而并称的“邹鲁圣地”，本来就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文化圣地，却因为行政区划而有许多“灯下黑”现象，孔子不是曲阜的专利，更是文化共享的资源，孟子也不是邹城的特产，他同样是鲁国贵族的后裔。“孔孟之道”因为合称而彰显文化的融合及继往开来，“孔孟之乡”更是因为合称而成为“文化圣地”的骄傲。
作者简介：
冯彬，“邹鲁文明”文化概念首倡者，邹鲁圣地孔孟故里人，1982年毕业于济宁师专中文系，山东省尼山书院首批讲师，济宁市乡村儒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