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跨越门槛：1967-1979

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有着很多偏见，它们来自于我自己的经历和对身边的人的观察。在1966年，股票价格反映出投资者对未来的乐观。可是在1967到1979年间，糟糕的经济情况突然来临使得股票价格始料未及地大幅跳水。不仅仅经济和股市如此恶化，社会情绪也一样。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明白：当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未来只是相对于现在的一点小的修正和变化时，未来往往会和现在大相径庭。但是在1967年时我并不懂得这个道理。由于坚信股票会最终反弹，即便市场一路走低，我不断在亏钱，我都一直都在买股票。直到最后我才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应对。我逐渐明白了价格反映出人们的预期，所以价格会在实际结果比预期好的时候上涨，在实际结果比预期差的时候下跌。而大多数人会被自己的个人经历蒙蔽，对事物认知产生偏差。

这次大幅下跌开始时，我刚上当地的一所名为C.W.post的大学。因为我在高中的平均成绩只有C，所以上大学初期有个试用期。但不像高中，我很喜欢大学，在这里我能学到那些我感兴趣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我必须学的东西，所以我的成绩非常好。我也很喜欢住在离家远的地方，享受个人生活的独立。

学习冥想也给我带来很大帮助。1968年披头士乐队造访印度在马哈瑞希的静修处学习超觉冥想，因此我也对冥想很好奇，所以我也学了。我很喜欢冥想。冥想在我一生中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因为它使我的心更为平静、更为开放，这能让我思考得更清晰、更具创造力。

我在大学里主修经济学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市场而且这门课不需要学习任何外语。这使得我可以能够在课堂内外学习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越南同学，他比我大不少。我向他学了很多关于商品期货的知识。商品交易很有吸引力因为在做商品交易的时候只需要很少的法定保证金，意味着我可以充分利用手里有限的投资资金。我想要完成使我盈利的交易，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那我就能借更多钱完成更多使我盈利的交易。股票、债券、货币那时并不存在期货这样的模式。商品期货那时确实是真正的商品，比如玉米、大豆、牛、猪等。所以它们就是我准备开始做交易和学习的市场交易对象。

我读大学时正好是自由恋爱、致幻毒品、反对传统权威各行其道的时候。经历那样的时代对我和我那一代人都有很深远的影响。举个例子，这对我很欣赏和同情的史蒂夫·乔布斯也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像我一样，他也会冥想，也不满足于尽可能多的学习图像化知识，还喜欢创造出新奇的东西。我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教会我们两人去质疑既有的做事方法——我在那时的苹果图标广告宣传活动“1984”和“这是给疯子的”中感受到他展现出来的卓越态度。

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那个时候非常艰难。越南战争带来了不断升压的强制征兵，以及不断增加的年轻士兵牺牲者，这使得整个国家分崩离析。根据生日的日期决定征兵者入伍的顺序是一个像彩票抽奖一样碰运气的事情。我还记得那时和朋友边玩水球边听收音机播报抽选入伍者的安排。虽然样本是所有的366个生日，但据估计只有前160个左右的生日会被选中征兵入伍。而我的生日是第48天。

我并不足够聪明以致于我并不害怕去参加战争，因为我很天真地认为不会有任何坏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我并不想参加战争因为我正在向我的生命发起冲锋，让我延后两年才开始冲锋就好像要我等来世一样。我的父亲即便参加了之前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坚定拥护那两次战争，但他这次却很坚定地反对此次战争，也反对我参军。他给我找了个医生检查出我患有低血糖症使得我得以免除兵役。当我回首这段父亲帮我躲避征兵的经历时，我发现我错过了服务于技术层面的机会，这让我心里五味杂陈。我对自己没有尽自己的义务感到愧疚，又为自己没有受到很多人饱受的战争伤害而感到庆幸，也感激我的父亲为了保护我而努力背后所含的爱意。我并不清楚自己现在如果面对同样的情境自己会如何抉择。

随着美国经济和政治的恶化，国民的情绪也开始变得压抑。1968年1月的“春节攻势”战役似乎传达着美国正在输掉战争的信号；同年，林登约翰逊决定不再续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继任，开始了更为难熬的日子。与此同时，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正在逐步把法国的美元储备换成黄金因为他认为美国正在增发货币以支撑它的财政支出。观察这些信息和整个市场的动向，我开始了解事实的全貌和理解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1970和1971年间，我发现黄金在世界市场的价格开始上涨。在那时我像大多数人一样，因为整个货币体系自我出生就一直很稳定所以我对通货汇率并不太在意。但是当货币相关的新闻开始大量增加，我开始关注货币了。我了解到其他国家的货币是和美元锚定的，而美元则是和黄金锚定的，美国人不允许拥有黄金（虽然我不清楚这是为何），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把美元换成黄金。这是他们如何确保自己避免因美国私自增发太多货币而受到伤害的方法。我了解到美国政府官员们对担心美元看好黄金之类观点的嗤之以鼻，向群众保证美元会保持强势而黄金只是一种旧金属。不断上涨的黄金背后是投机者，官员们认为一旦事情尘埃落定这些投机者会亏损。当时，我仍然认为政府官员们是可信的。

在1971年春天，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了，这使得我能继续在哈佛商学院深造。在我开学前的那个暑假，我在纽约股市交易所做了一段时间的职员。到仲夏时，美元问题快到了崩溃边缘。那时有报道称欧洲人拒收美国游客的美元。此时全球的货币体系正在崩溃，只是那时的我不太清楚这点而已。

然后在1971年8月15日，总统尼克松在电视上宣布美国将违背自己允许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这使得美元价格暴跌。因为之前听美国官员承诺过不会使美元贬值，所以当我听到总统说出此番话时倍感震惊。尼克松总统没有处理导致美元贬值的根本问题，而是一再地责怪投机者，闪烁其词仿佛他是准备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而他的实际行动却恰恰相反。“让它涨起来”，尼克松说道，可他实际做的确实让它像个石头一样沉底，这在我看起来像个谎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多次看到政策制定者在货币贬值之前信誓旦旦地承诺货币不会贬值，所以我学会了在政府保证他们不会让货币贬值时不再相信他们。他们说的越是言之凿凿，说明情况越是令人绝望，所以货币贬值就越可能发生。

当我听着尼克松的讲话，我开始怀疑美国之前快速发展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所熟悉的货币直接锚定黄金的机制崩塌了，这不是什么好事。我似乎清楚地看见肯迪尼总统展望的那个时代正在分崩离析。

第二天早上我走到交易所的大厅，我以为会一片混乱。事实上，那里确实一片混乱，但我想象中的那种混乱：股市随之而来的不是暴跌，而是4%的涨幅，一个显著的日均增长幅度。

为了解发生这种事的原因，我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都在研究过去的货币贬值。我了解到几乎每次都是如此，以前早就发生过——货币脱离与黄金的联系并开始贬值，而股市则会高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使得事件的发展呈现必然的走势。我意识到我之所以没有预测到这波上涨是因为我会对那些没有发生在我生活中但事实上发生过很多次的事情感到惊讶。事实给我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你最好搞清楚在别的时刻别的地方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原因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事情可能在你身上发生，一旦这些事情真的在你身上发生，你会对此感到手足无措。

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入学的那个秋天，我对能遇到来自于全球各地绝顶聪明人并和他们成为同学这件事感到极其兴奋。即便我的预期如此之高，事实上的经历要比预期美妙得多。我和世界各地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们在一个令人兴奋而博取众长的环境中享受生活。这里没有站在黑板前的老师告诉我们要记住什么，也没有考试用以检验我们是否记住了老师说的。我们拿到的是真实的案例，大家来解读和分析。然后我们会分组思考研究如果我们在案例的环境下，我们会如何决策。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学校！

同时，由于那波导致金本位体系瓦解的印钱狂潮，经济和股市开始上扬。股票在1972年又涨了，这次潮流股票是“漂亮的50支”。这组50支股票那时增长得又快又平稳，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

虽然股票市场非常火热，我还是对交易商品更加感兴趣，所以1972年春天我求美林证券公司的商品交易主管给我一份夏日短工。他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商品交易被认为是华尔街佣金产业中的吊车尾，哈佛商学院的学生通常对商品交易不感兴趣。直到那时，就我知道的情况，没有任何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在任何地方从事过商品期货交易的工作。大多数华尔街公司甚至没有商品期货交易的部门，而美林证券公司那时还很小，在不起眼的边巷里，里面只有几张金属桌子。

几个月过后，当我回到哈佛商学院开始我第二年校园生活时，第一次原油价格意外上涨开始了，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价格涨到了原先的4倍。美国经济的增速放缓，而商品价格开始飙升，在1973年股票价格跳水。再一次出乎我的意料，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是能看到事件早就在按逻辑开始发生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由债务支撑的过度支出从1960年代持续到1970年代早期，美联储在轻松信贷的政策下欠下债务，但归还债务时用的是贬值的美元而非对标黄金的美元，通过这种手段美国有效地解决了债务问题。新增发的货币和既有货币自然而然就贬值了，这使得信贷更为宽松，产生了更多的支出。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是货币系统的崩溃，接踵而至的是商品价格不断上升。为了控制物价的上涨，美联储在1973年收紧了货币政策，当通货通胀和经济增长过旺时中央银行一般都会这么做。这直接导致了股市的跳水和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滑坡。“漂亮的50支”股票也受到剧烈的影响，价格明显下挫。

我学到了什么？当所有人开始想同一件事——比如认为“漂亮的50支”一定会涨——那么会在价格上有所表现，这时投资“漂亮的50支”可能就会犯错。此外，我明白了任何的行动（宽松的货币和信贷）都会引发一定比例的后果（更大的通货膨胀），又会产生一个相同而反向的行为（收紧的货币和信贷）以及市场的逆转。

从那开始，我不断看到同样的事情在不断地发生，这使得我发现所有的事情不过是以前的某件事情的翻版：几乎所有事情在之前早已经按照因果逻辑规律重复地发生过。当然，想要正确识别出当前事件对应的是历史上的那类事件并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依然是很困难的。虽然几乎所有事情事后看起来是那么的理所应当和符合逻辑，但在事发时并不能看得如此清晰。

因为人们追逐热点和规避非热点，在1973年后股市逐渐失宠，而商品交易市场逐步获得了青睐。因为我有商品交易的背景以及我的哈佛MBA文凭，我成为了香饽饽。Dominick & Dominick公司是一家中等规模、有百年历史的经纪行。它给了我一个商品交易主管的位置，年薪25000美金，这样的年薪已经接近那年哈佛商学院应届毕业生的最高起薪。我的老板让我和一个年龄大更具商品交易经验的人搭档，我们的任务是开启经纪行的商品交易业务。我那时好高骛远，而那时又狂妄自大所以无法认识到自己的这个缺点。如果那时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我可能会遭遇更多的挫折，然而因为股市的低迷使得Dominick & Dominick公司在我们业务取得成效前就难以为继了。

随着经济的崩溃，水门丑闻事件占据了各大头条，再一次我了解到政治和经济的紧密相关性，而且两者中经济往往是先驱性的。一轮一轮的打击使得人们的情绪变得悲观，所以他们抛售自己的股票导致股市继续下跌。事情不可能变得更糟糕了但是人们害怕事情继续变糟。这时所看到的景象完全是我在1966年股市顶峰时看到景象的相反镜像，也正像当时一样，人们的共识还是错的。当人们极度悲观的时候，他们就会抛售，那时价格往往会非常便宜，政府就会采取一些改善情况的措施。果然，美联储宽松了它的货币政策，然后股市在1974年的12月触底。

那时我只身一人在纽约，那时我很喜欢和哈佛商学院的朋友们开派对、常常和女孩子约会。我的室友那时和一个古巴姑娘约会，并给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上让我和那姑娘的闺蜜相亲。和我相亲的那个姑娘叫芭芭拉，是个西班牙女孩，而且几乎不怎么会说英语。但这并不阻碍我们交流，因为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交流方式。她让我很心动，我追求她2年，之后我们同居，然后结婚，组成家庭并有了四个儿子，一起过上了充满惊喜的生活。她现在依然使我心动，但我不想把她的事过多分享给你。

当我在经纪行工作的时候，我也有自己的账户做交易。虽然我的盈利交易比亏损交易要多得多，但我现在只能记得住那些使我亏损的交易。我还记得有一笔损失巨大的交易是做猪肚交易的。那几天市场关于猪肚的交易已经跌停，跌停的意思是价格跌的太快所以要暂停交易。过了一段时间我把我这段经历及其影响告诉了《对冲基金市场的奇才》的作者施瓦格：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做了很多的商品版交易，只要价格变化就会发出一次咔哒声。所以每天早上开市时，我会听到200多次的咔哒声，要忍受它们，看着价格跌停，不再波动，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实际亏损要比这多得多，因为考虑到接下来不知道还要在此价格上跌多少。这段经历让人心惊肉跳……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风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我不想再经历同样的痛苦。它让我对犯错更加恐惧，让我明白不要进行任何可能导致损失超过一定数额的操作，无论是单押甚至多押的操作。在做交易的过程中你必须既具进攻性又保守。如果你不足够具有攻击性，你就很难赚到钱。如果你不足够保守，你就很难留住钱。我相信任何一个通过交易赚钱的人必须在某个时刻经历可怕的损失。做交易就像做电工，你可能被电到。那次做猪肚交易和其他交易的经历，让我感觉像触电一样，也感受到随之而来的恐惧。

在Dominick & Dominick公司关闭其小买卖之后，我转投了一家更大更成功的经纪行。在我待在这家公司的短暂时间内，它接管了非常多的其他经纪行，公司名字也改了很多次，最终定名为希尔逊公司，当然这过程中公司的领头人始终都是桑迪·威尔。

在希尔逊公司我负责做它的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统称商品对冲业务。我的任务是帮助那些业务有价格风险的客户运用期货来对冲风险。我在谷物和牲畜的交易市场获得了相当的专业能力，为了做好这两种交易我常常去德州西部和加州农业区考察。在这过程中我遇到的希尔逊公司的经纪人、牲畜养殖者、谷物交易者都非常好，带我去低级舞场、打鸽子和烧烤，让我快速融入他们的世界。我们那时一起工作，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与他们共度了一段新生，这段新生持续了数十年，即便我只在希尔逊公司只干了一年多。

即便我深爱我的工作和那些共事的人，我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希尔逊公司。我太野了。举个例子，我雇了一个脱衣舞娘，让她在加州谷物和饲料联盟的年会上，我上台宣讲的时候脱去衣服。当时我只是想开个玩笑而现在看起来相当愚蠢。而且我还打过我的上司的脸。毫无意外，我被解雇了。

但是这些经纪人、他们的客户，即便是那个炒掉我的人都喜欢我，希望继续得到我的建议。更好的是，他们愿意为此付费，所以在1975年我创立了桥水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