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在城市的狭缝里发现了一小片棉花地，或粉或黄的花朵象花枝招展的小姑娘、饱满坚挺的棉桃象个小锤子、还有已绽放得要外溢而低垂下来的雪白的棉花。我想，一定是那些形式上已经脱离农村、精神上却脱离不了农村的人种的。

这片棉田也把我这个形式上脱离了农村的人，拉回到他的精神家园。

那是个深秋的午后，阳光明媚，瑟瑟的秋风吹在身上有点干有点凉。在已显空旷的广袤的冀中平原上，有一块棉花地。一个年轻的农村妇女带着一个小孩在打棉花柴，就是把棉花柴从地里拔出来。母亲打几棵棉花柴，就时不时站起身来，着急地向北方张望，重复地说：“怎么还不来呀？”孩子也跟着母亲着急地向北望。然后母亲又伏下身子打棉花柴。忽然北边出现两个黑点，是两个人。“妈妈，你看！”母亲站起身子来看，喜悦地说：“是他们！他们来了。”然后妈妈又伏下身子，起劲地、专心地打起了棉花柴。小孩子脸上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这个小孩子就是我。

打棉花柴虽然不比砍玉米那么累，但也不是件很轻松的活，打几亩地的棉花柴，父亲不在家，靠母亲一个人还是吃不消的。这不，来这两个人是我舅舅家的两个表哥。是母亲让人捎口信从娘家找来的援兵。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幕总是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也许它本身就是一个导演要追求的镜头。

打完棉花柴，把棉花柴上一些没成熟的小棉桃摘下来，在太阳低下晒着。棉花桃慢慢也就能张开一些了。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抠棉花桃是冬天的长夜里常做的事儿。

打棉花柴之前，是棉花的收获季节—摘棉花。 原来一个个绿色的棉桃都张开了四片干瘪的嘴，而雪白的、柔软蓬松的棉花瓣垂坠下来。大人们把大方包袱围在腰上，把四个角系好，绑在腰后，一个大口袋就做好了。摘下来的棉花塞在肚子上的大口袋里。就象猪八戒挺着个大肚子一样。小孩子们偶尔也会给系个小的方包袱，就会觉得很神气呢。

有一次我和母亲在棉花地里干活，我几岁的妹妹自己在棉地里玩，后来妹妹在垄沟里睡着了。当天晚上，妹妹得了肺炎，好几天高烧不退、昏睡不醒，家里笼罩着低沉的空气。母亲反复地说：“就是在棉花地里睡了一觉儿，怎么就生病了呢？”就好象她在和棉花地说话，要向棉花地讨个说法一样。

棉花浑身是宝，棉花瓣弹成棉花，絮棉袄棉裤，絮被褥。纺成线，织成布。棉花籽可以榨油。棉花柴是众多柴禾中很好烧的一种。

棉花虽好，种棉花却不易。

棉花大概一尺多高的时候就开始打岔儿（把不长棉花桃的多余的枝岔掰掉）。打岔儿是比较轻便的活儿，小孩子们通常都会参加。开始觉得大人们很厉害：怎么就会知道这个枝岔以后就不会长棉桃呢？不过，一旦掌握了，就觉得很简单，而且可以通用，给西红柿或者其它植物打岔就不用不人教了。

难伺候的地方是会长棉龄虫。那个时候村里的大喇叭经常喊：现在是第几代棉铃虫，要开始打药了。家家户户都背上喷雾器去打农药。喷雾器装满水有多沉就不用说了，一个大活人在农药的气雾里走来走去，一点防护措施也没有，连个口罩都没有。最糟糕的是，其它的农活可以选择在早起夜晚里做，但喷药不行，一说是早晚有露水，喷了农药没有效用，也有说是早晚的时候虫子不出来，只能选在最烈日当头的中午。在夏日的中午本来就容易中暑，何况在农药的气雾里川行呢。

一个歇晌儿，跟着大人去村里的药铺，一个邻居大娘正躺在那里输液，原来是刚才给棉花打药时中农药了（中毒）。旁边另一个看病的说：“今年咱们村喷棉花中农药的有六七个了，死掉的都有两个了，你这个不严重。”于是，每当大人们喷棉花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农民的命不值钱，死了就死了，中农药也是中的自己喷的农药。

不知道多少年后，我回到老家，发现地里都不种棉花了。家里人说：种棉花太麻烦了，什么谷子、黍子、黄豆都没人种了，商品经济发展了，用得着就买点。 我说：是啊，种棉花确实太麻烦了，还得不停地打药。家里人说：现在培育出不长虫子、可以不用打药的棉花，但是也没人愿意种了。太麻烦，太累了。

是啊，农民们最累了，能歇歇就歇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