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一脉相承的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在历史的流动中一步步推演，黑格尔将历史总结为精神发展的历史未必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观点，马克思一味的将物质基础根植在哲学中，一味的将人的意志能动性与物质利益相关联。对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阐述，是使得马克思建构体系的重要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完整化。但是是否真正的指导了社会生活实践却有待商榷。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的成功，到今天为止政治结构的退化与消极怠惰，究其原因究竟在何处？无产阶级政党依然难以避免不得已的物质利益要求，而导致执政者迫切的对市民社会进行压迫与剥削，原因竟然是公务员工资太低难以维持一家老小生计需要。
今天我们思维中的一些能动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与西方哲学家们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曾经提出的命题，“我们”指的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中的人。儒家思想的许多观念似乎只在某些特定阶段起着作用，而对于物质生活实践与生产，难以起到指导作用。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命题，却是不断的作为我们思想的基石来指导着生活，甚至大力提倡的马克思主义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没有对下层民众或者是整个市民社会带来太多的指导作用。人民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中。
依靠康德对时间与空间的描述、感性知性与理性的描述，我们能够对基本的外部世界与生活经验作一些基本的判断，包括“判断”这个词，也要感谢康德。对于主观与客观的基本概念，依然依靠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不断研究，不管他们把主观与客观、自我与自我的对立面怎么揉搓，怎么形成独特的体系（可能不是真理，但一定是思维的艺术品）。中国人没有离却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的原因是什么？那便是中国传统思想或者说中国哲学并没有在物质生产的社会中发挥社会所需要的它发挥的作用，人民需要的不是一帮在山中修行的道士，也不是抱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讲经的儒生，而是真正的能够指导物质生产或者说能够履行某种思想的基本责任的指导思想或意见。中国哲学的内容有没有做到呢？实在是不敢给予肯定的答案。老子道德经中不论对“道”描述成怎么个样子，卖煎饼的阿婆依然在卖煎饼，不可能因为她懂了老子的道煎饼就会涨价。来自西方哲学的思辨当然也没有特殊的法力能让煎饼涨价，这不是思辨哲学能够带来是实际影响。
那么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观点（感性知性理性、自我与非我、绝对精神、道德意志等）究竟产生的效果在哪里，一方面应该可以说打开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大门，改变了中国人一味的思考方式。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思考方式，应该是简单的，虽然是不缺乏力度的，但一定是简单的话语，几十年前的人不像今天社会的人考虑的那么多，脑中的观念不会那么多，这便是变化，脑中的观念日渐增多，是否是一个好的象征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观念增多即是思辨的增多，这种增多很多情况下是被动的，一方面个人主观要认识更多，一方面社会让你想的更多。具体体现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话题增多，物质生产的丰富性增多（商品种类增多）。那么这种丰富性的不健康的结果是什么呢？人与人难以避免的话题争论，尤其是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