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宦者传》共列了北宋宦官43人，南宋宦官10人，其中曾到地方完成特殊命令的有19人，修过黄河，建过宫殿15人，充任外交大使的5人；养过马的7人，柴德庚先生在《宋宦官参预军事考》中说到：“二十四史中宦者传人数，以此为最。领禁兵立边功者凡二十七人，此又前史之所无。”
根据张邦炜先生在《北宋宦官问题辨析》中的计算：“在43名入传宦官中，曾带兵打仗者多达18人。”可见宋朝的宦官武将，大概也是为历史之最。既然朝堂之内宦者发展之路如此艰难，于是他们索性将视线转移到了边境地带。历史不曾抹去这一特殊群体，必然也留给了一部分名垂青史的机会，如李宪；
据《宋史》记载：
“李宪，字子范，开封祥符人。皇祐中，补入内黄门，稍迁供奉官。神宗即位，历永兴、太原府路走马承受，数论边事合旨，干当后苑。王韶上书请复河湟，命宪往视师，与韶进收河州，加东染院使，干当御药院。”
宋仁宗赵祯皇祐年间（1049～1054），少年李宪净身入宫，开始了他的太监生涯。两三年之后，凭着个人聪慧，李宪补入内侍黄门。之后不久，又迁升为入内西头供奉官，开启了他伴游皇权之侧的大门。神宗即位后，李宪先后担任永兴军、太原府路走马承受等职。因为当时辽国、西夏不断寇边，李宪多次上疏议论边事，其表现出来的军事见解颇合神宗旨意，因此备受宠信。
河州之役
熙宁三年（1070），朝廷派韩绛经略陕西，开幕府于延安。李宪被派遣到在韩绛幕下担任走马承受（路级监察官员，向皇帝报告各地情况）。恰好遇到当时韩绛的爱将种谔想谋取夏人占去的横山寨，李宪极言不可鲁莽出兵，可惜当时李宪尚属人微言轻，种谔没有理会他，径自率兵袭夏人于罗兀。赶走夏人后，又带兵三万人修筑罗兀城（今陕西榆林镇川镇境内），又派都监赵璞、燕达修筑抚宁故城呰（zi，今陕西米脂境内）。
李宪认为将兵力这样分散，有失掎角之势，一旦形势有变，各路均将难以自保。韩绛、种谔的这一错误之举，果然不幸被李宪所言中。时隔未久，夏人先攻取顺宁呰（故址不详），之后又围攻抚宁。当时种谔正在绥德，闻得此信，茫然失措。有人建议他速召燕达前去援救，但种谔只知垂泪，竟然不能下笔，因此延误了战机。后来派兵前往一战，夏人大获全胜，韩绛、种谔新筑诸呰全都重归夏人之手。朝廷得知战报之后，神宗大怒，贬种谔为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韩绛亦因此谪知邓州。由于李宪此次参与军务，言之切当，遂得神宗倚重，又被派往河东路（治今山西太原），在经略使赵禼（xie，四声）幕下担任走马承受。当时，赵禼对李宪的军事才干也十分看重，两人对边事的论见往往不谋而合，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北宋王朝针对北方强辽的军事防御力量。
不久，李宪离开边镇回到京师，被宋神宗提升为后苑勾当。这虽然只是一个掌管苑囿、池沼、台殿、种艺等杂事的角色，但凡天子游幸，必须陪侍左右，故有更多面见天子的机会，所以在内侍省还是举足轻重的。正是借助这个机会，李宪赢得了神宗的充分信任。
平定河湟
第二年，也就是熙宁四年（1071年），宋朝开始决定在对夏关系上改变长期以来的守势，采取主动攻取的方略，于是任命王韶为洮河安抚司长官，开始经营洮渭地区，准备对夏用兵。熙宁六年（1073）初，王韶上奏请求兴兵收复河湟之地。神宗准奏，并专意委派李宪前往巡视督师，与王韶协力进兵。不几日，北宋大军便攻占河州（今甘肃临夏），拓地一千多里，招抚人口三十多万，连河州羌酋木征之妻亦被俘虏，史称“河州之役”。北宋在此设置熙河路（治今甘肃临洮），任王韶为经略安抚使，李宪亦因战功加封东染院使、御药院干当官。
但是夏人对此次役失利耿耿于怀，旋即开始报复，然而在牛精谷（故址不详）、珂诺城（后改名定羌城，今甘肃广河）两次战役中，李宪所指挥的宋军却再战再捷。因此宋神宗十分赞赏李宪的军事指挥才能，暂时留他在熙河路安抚司干当公事，与王韶相为表里。
就在此年二月，表面上平息的河湟之地战事再起。本来宋神宗以为河湟已定，准备调李宪前往鄜（fu)延路（治延州，今陕西延安）督师，但是被赶出河州的夏人酋长木征又联合董毡、鬼章羌兵卷土重来，攻占河州踏白城（今甘肃积石山癿藏旧城村，故址尚存）。新任河州知州景思立闻讯，连忙集结兵马杀到踏白城，但因出师匆忙，加之敌我众寡悬殊，战斗刚一开始，景思立所部便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夏人复仇心切，蜂拥而上，宋军官兵死伤极为惨重，连河州知州景思立也战死在乱军之中。攻破踏白城的木征等人，立即把河州城团团围住。按照常理，木征攻进河州易如反掌，但他不急于攻城，只在城外喧嚣，声言要杀尽宋军官兵。其实稍微懂军事的人都知道，木征不攻城，心里打着什么算盘，势必是想伏兵于河州城外以待消灭北宋援军。
朝廷之内接到急报，宰相王安石等人主张保存实力，放弃河湟地区。宋神宗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不弃河湟，可能导致西北战事更为惨重的失利；可是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好不容易夺回土地，就这样放弃，未免太失大宋皇威。思之既久，还是降旨准许了王韶的请缨之奏，与夏人再战一次。而此时李宪正赶往鄜延路按视军情，行至兴平（今陕西咸阳境内），听到河州兵变的消息，立即停了下来，静候朝廷旨意。时隔不久，就等来了宋神宗的旨意：诏令李宪赶赴熙河路，与王韶汇合，共同应对河州之变。
王韶是一位有勇有谋的老将，他深知木征等人久围河州而不取，势必是想伏兵于河州城外以待消灭北宋援军，而一旦失去外援，再攻河州即如探囊取物，况且他们已与结河羌人结成掎角之势，互为照应。一旦北宋援兵到来，便可合力图歼。鉴于此种形势，王韶决定先破木征的合围之势，再反过来攻其外援，这样，河州之围可以不战而解。而李宪则主张以赏赐激励将士，突杀木征。
王韶、李宪二人在战术上有了分歧，又一时难于说服对方，最后只好折衷处理：各率一路，各依其计而行。王韶遂率锐师绕开河州，直袭定羌城，出其不意全力攻打结河羌，切断了西夏通道，继而命偏将进入南山要冲。
李宪则率所部在河州城外督兵力战。但是他深知西北将士心向王韶，随己而征者斗志不盛。于是，出征前手执黄旗立于军营门口，拿出神宗所赐的“用命破贼者倍赏”黄旗，号令三军将士说：“此旗乃天子所赐，众将士望旗而战，即如天子亲临督战，敢不用命！”将士们听后果然精神振奋，争呼誓死向前。李宪又督促众将士将傍山建造的所有营帐烧掉，以表示死战之决心。之后，众兵开赴河州前线，与木征所部在河州城下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
这一仗，直杀得天昏地暗，双方折损极为惨重。就在双方兵力日渐耗尽，同归于尽之时，直到李宪又生一计，命部将抄后路烧毁了木征等人的毡帐时，羌人这才人心大散，纷纷逃往踏白城死守。李宪顺势挥师，大破敌军，一举攻取踏白，并进至余川（故址不详），连破十余座城垣堡寨，木征见大势已去，遂率残部来宋营投降。
河州之役的胜利，犹如给宋神宗注射了一支兴奋剂，满朝文武亦大事庆贺。王韶拜为观文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李宪则以功加昭宣使、嘉州防御使。回还京师后，又升为入内内侍省押班、干当皇城司事，其官位均为令人侧目的恩宠。
但是李宪深知自己宦者出身，即使是官至宦者官位最高级，抨击他的朝堂士人仍旧不曾停歇。比如当时李宪还在赵禼手下担任走马承受时，史书记载当时赵禼虽然对李宪的军事才干颇为看重，但对李宪生性残忍、贪功饰过的毛病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自起草了《讨交趾檄》，准备攻打交趾时，命赵禼、李宪分别为正副使，赵禼深怕李宪更加妄为，掣肘自己，于是上奏神宗，疏曰：“朝廷设置招讨使，军事应当一致，节度号令应以一人为主。”言外之意是想把南征决策权归于自己一人之手，请求罢免李宪。神宗问其谁可替代李宪，赵禼说郭逵对南疆边事熟悉，宜用为宣抚使，自己甘愿为副，协助郭逵征讨安南。李宪闻讯十分不满，深为衔恨，于是在神宗面前讲了赵禼很多“昏庸无能”之类的谗言。宋神宗对李宪的话深信不疑，遂改命郭逵为安南道招讨使，降赵禼为副使。而实际上对于李宪此处的评价是否是诬陷，我们自然需要多加思考。
讨伐西羌
鉴于李宪的军事才能，宋神宗安排李宪仍回西北边疆，计议秦凤、熙河诸路边事，并严令西北诸将皆听从李宪节度。当时，御史中丞邓润甫，以及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砺等人纷纷上疏，认为“西羌之祸害小，任用李宪之祸害大；李宪无功祸害小，李宪有功祸害大”，极力反对李宪法主持西北军务，但因神宗对李宪恩宠有加，极为信任，还是维持原命，诏令李宪赴西北就任。说到底，众人如此排斥李宪，怕的是后唐宦官之风会席卷宋室，加之宋以来各路官员皆排斥宦官，不论李宪表现出多么强势的军事能力，也改变不了别人异样的眼光，除了神宗皇帝。李宪深知朝臣对他担任西疆帅臣颇为不满，为了博取宋神宗的宠信，不给朝臣以抨击他的口实，他决心在西北边疆建功立业。
熙宁九年（1076）五月，羌酋隆吉卜等率众扰边，河州之役降将木征请求带兵征讨，以报效宋朝不杀之德。李宪部将大都认为不能予以应许，唯恐木征有诈，但李宪却支持木征，说“有何不可？羌人天性畏惧贵人。木征本为贵人，当能取胜。”认为大可不必如此拘谨，况且当此关头，如果朝廷对木征将信将疑，反而会加深他对北宋王朝的贰心，不如因势利导，给他一个报德机会。于是力排众议，派遣木征带兵征讨。木征盛装出征，与隆吉卜所部对面列开兵马。而隆吉卜手下大都是临时凑集起来的散兵游勇，见到木征如此威风，先自没了斗志。木征挥戈掩杀，李宪的后续部队也乘机而上，于是大获全胜，酋首隆吉卜也战死于乱军之中。这一仗是李宪重返西北的第一次大捷，也是他一展军事才能，封朝堂士人之口的决心。不久，另一支由董毡率领的吐蕃军队也迫于宋朝神威，前来归顺。消息传到京师，宋神宗自然恩宠倍至，加封李宪为宣州观察使、宣政使、入内副都知，后又迁为宣庆使。
李宪凭着自己的军事才能步步高升，直到元丰四年（1081），西夏发生政变，宋室发兵罚夏，李宪遭遇了他军事生涯中的滑铁卢。神宗御笔亲书伐夏之命，发动五路大军进攻西夏，李宪不仅参与其事，而且被任命为五路统帅，掌有节制诸路之重权。同时在军队出发之前，宋神宗给李宪的诏书里也有明确的表述，说：“此番用兵，非一般战事耳，意在荡平项羌。此决非小事矣，若不上下一心，将士协力，何以致胜？故当不惜爵赏，以励三军将士，一举图之！”这说明北宋王朝是抱着消灭西夏的决心来进行这场大规模战争的。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灵州之战
一路顺风顺势，先后占领龛谷城，相继攻克石州（故址不详）、夏州（故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镇白城子村）、银州（治今陕西省横山县东，后移治永乐城。可是就在收复兰州之后，李宪却将全部心思用在了筑兰州城建立帅府，以震慑西夏上。
而另一边的西夏宫内，老将嵬名令公向梁太后建议：不必再与宋军力战，以二世诱引宋军深入兴州（今宁夏银川兴庆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腹地，然后以轻骑截断宋兵粮道，“宋兵无食，不战自困”，后再伺机决战。梁太后果断采纳了这一建议，调集十二监军司十万大军，重点防守兴州要冲之地。
此时的五路统帅中的刘昌祚率军五万首先攻到灵州城下，接着高遵裕也率兵赶到。就在刘昌祚即将入城之际，高遵裕害怕这次战功被刘昌祚拔定头筹，便利用节制刘军的权力阻止刘昌祚攻入灵州，定下了所谓合围灵州的下下之策。当时，宋神宗也深恐刘、高孤军深入兴、灵二州有所不测，急命李宪亲率重兵、押运粮草从兰州赶往兴、灵二州，董毡也率吐蕃军协助同往，以为后援。
但此时的李宪却一心放在建立兰州帅府上，对于再趋重兵增援并无甚多兴趣。正好中了神宗之前预兆，在大胜之际，将士因为索求各自的功劳，突然离心而战。于是二人在进发兴、灵二州的途中，因为遇到了夏人的阻截，李宪错误地决定折道天都山（今宁夏中卫境内），焚烧了西夏的南牟内殿和所有馆库，迫使西夏统军星多哩鼎退守葫芦河流域，然后班师回到了兰州。
就在这时，高遵裕、刘昌祚围困灵州城十八天却仍旧不能破城，早已粮饷不继，又值天降大雪，兵卒饥寒交迫，斗志渐渐衰颓，可谓进退维艰。梁太后听从嵬名令公建议，见时机已到，便下令决开黄河七级灌渠，淹灭高遵裕围城大军。可怜宋兵十余万众，冻溺而死者不计其效，夺路逃生者仅有一万三干多人。这次大规模的伐夏行动（史称“灵州战役”），因李宪提前回到了兰州继续他的“帅府梦”免遭其难，其他各路大军均困于灵州，因粮草断绝，先后惨遭溃败，北宋王朝共计损失近四十万人。
消息传到朝中，神宗大怒，各路将领纷纷被撤职。作为主帅的李宪难辞其咎，按照宋律，李宪未如期会师，理应处斩。但是鉴于李宪经营西北数年，且因为能会师而保留了宋室的最后一点兵力，同时李宪以筹建“帅府”为由，避免了这次杀头之罪。
靠着自己的一步一步努力走到今天的李宪，怎么能够忍受因为“灵州战役”而终止自己的军事之路。于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李宪上书神宗，请求再举伐夏，以将功补过。但是由于刚刚战败，国内再无兵力和财力再次开战，此事便不了了之。
再战兰州
此后宋夏两朝的运势似乎调转一样，宋室连战连败，西夏像吃了兴奋剂一般攻打宋朝，于是又有了“永乐城之战”的打败，宋军再损二十万大军。连年的征战徭役加重，终于惹恼了百姓，为了逃避徭役，百姓纷纷入山立栅自保，不听调遣。李宪却对于与西夏交战乐此不疲，不断上书请求还击西夏，搞到全国哀怨载道，终于朝廷之中另一位宦官李舜举对李宪所为十分不满，上疏神宗：“陈师边境，劳民伤财甚矣！”神宗这才下令李宪罢兵，召其回京，进赐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而后复还熙河。
元丰六年（1083）二月，西夏进犯兰州，首破西门关。李宪因守城不力被降为宣庆使。但他认为兰州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西夏必争之地，尽管西夏曾经多次聚兵却假装平静无事，意在集结重兵以寻求时机大举进攻。因此，命令增修城守堑壁，积存城守器械，积极做好了守城准备。尽管李宪率所属部众据城固守，但兰州毕竟是一座孤城，即便未被攻克，也不可能再对西夏构成什么致命威胁了。次年冬天，西夏果然大举进攻兰州，步骑号称八十余万。由于李宪做了充分发准备，西夏围城十余日而未能攻克，终因粮草不济被迫撤兵。神宗诏令李宪遴选精骑追击，果然取得了胜利，但李宪却夸大战功，奏报全胜。永乐城将士尸骨未寒，李宪却在兰州频频向朝廷递送捷报，从而激怒了朝中大臣。御史中丞刘挚上疏神宗，终以妄奏军功罢职。自此李宪的军事生涯算是彻底走到了尽头。
从1071年开始，到1083年，此12年间，李宪凭借这自己的军事天赋与神宗皇帝的重用，在西北一带大展其才华，不断周旋在羌人、西夏之战中，一开始取得节节胜利。但是一旦兵败一时之际，李宪自乱其心态，不问国内人力财力，只求用新胜之战弥补自己曾经的过失，如此操之过急，而又步步败退。
其实在整个宋朝打压宦官的背景之下，李宪如此的心急在西北边境表现自己，为的就是保持自己受宠期限，他也深知自己一旦败退，朝堂内外的攻讦将会压得他永无翻身之日。如此皇权之下的宦群走得如履薄冰，谨慎小心地维护着得来不易的器重。无论以后历史之后如何评价于他，说他贪功饰过也好，罔上害民也罢，人无完人，这位横刀立马的“宦官鼻祖”，仍旧是值得称赞的。
上一章：无法掀起波澜的“宋宦”（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