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数千年之古国，礼仪之邦。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深邃思想、先贤榜样皆吾民做人之根本、学习之海洋、自豪之来源。乾隆41年出《贰臣传》，读之令人唏嘘。异族外邦尚能褒奖忠义，贬斥宵小，华夏宗主何能无动于衷？乾隆曰，‘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身前，亦不能因其有后人，原于既死。’而对于死节明末卢象升、黄道周诸公，谥号分封，极尽哀荣。更有甚者，一朝之内，犹不得伺二主，纪文达公作《四库全书总目》，以练子宁至金川门卒龚诩八人列解缙、胡广诸人前，并按语曰，‘一则效死于故君，一则邀恩于新主，枭鸾异性，未可同居。’然世事多变，非一理可论，故《春秋》有原心之法，亦有诛心之法。昔者，李合肥签约卖国，时人共责之。国难不赴，骂名不来，然于国何益？故余不以汉奸贱之，原其心也；钱谦益文坛巨擘，东林党首，朝廷重臣，投降清庭，后又密谋反清，似忍辱负重。吾不以良臣敬之，诛其心也。其妻柳如是，则不可不提。有文采，重节义，可惜遇人不淑。后世大家陈寅恪为其立传，留名青史，亦不负此生。诗云，谁能地老天荒后，大节从容问女流。徒留钱谦益，‘水冷，不能下。’之笑谈。千秋论定，纵文章高白雪，官爵荣青紫，犹不能于烟花女子争汗青之微香。黄泉易逝，青史难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