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最好吃的烧烤，是出自我家老邻居之手。
小的时候，邻里之间相处得特别好，从一楼到六楼男女老少没有不互相认识的，谁家有困难叫一声，大伙儿准一呼百应。夏天的夜晚，大家都从自己家里出来，到楼前纳凉，老人们坐在小凳子上，手拿蒲扇，互道家长里短，大人们光着膀子抽着烟，三五人聚在一堆谈天说地，我们这些小孩子在附近捉迷藏，大人们聊完了天，我们就被捉回了家。冬天的时候，几家相处比较好的邻居闲来无事会互相走动，到对方家的热炕头上聊聊天，打扑克，织毛衣，难捱的冬天，在邻里互相走动的日子里慢慢地熬过去了。
我们的老邻居“二大爷”就住在我家楼上，他们家是我们家的好邻居。大家叫他“大玉子”，爸妈让我叫他“二大爷”，其实他也没那么大的年级，只不过比我父亲大几岁，但在我们那里，只要比父母年级大一些的长辈都叫“大爷”，我也不知道小的时候我有多少个“大爷”，爸妈让我叫我就这么叫，反正比他们年纪大。二大爷在邻居里人缘好，脾气温和，他遇到人总是笑呵呵的，对小孩子也是一样。二大爷很瘦，走在前面像一根竹竿在移动，看起来身体不是特别好，他两只眼睛很大，忽闪忽闪的眼神总是透出温和的光，在众多的邻居“大爷”里，二大爷是我不怕的一个。
二大爷是有手艺的。
他的手艺，是烤肉串儿，他们家在楼头的街边经营一家小小的烧烤店。东北人对烧烤的味道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来自于给我们印象最深的烧烤味道，吃惯了这种味道，久而久之它就成为了评判烧烤好不好吃的标尺，吃其他地方的烧烤，都会以这个味道为标准去衡量，二大爷的烧烤，就成了我衡量其他烧烤味道的标准。
我很佩服二大爷烤的羊肉串儿，那味道让我欲罢不能，羊肉的膻味儿和自配的调料调和在一起，成为了二大爷的招牌，我母亲不吃羊肉，但是二大爷烤的羊肉串儿连母亲都吃。那时候，我总吵着母亲带我去二大爷那里吃肉串儿，母亲抵不过我的纠缠，就会带我到二大爷那里解馋，坐在桌前等的时间是那么漫长，二大爷不断把烤好的肉串儿放在盘子里，二大娘却总是端给其他顾客，我总是等不到自己的那一份。我急着跑去问二大爷怎么还没有烤好，他总是应和着说：“就快好啦，再等等。”等到我的那份摆在我面前，闻着烧烤的香味，我的口水已不知咽了多少回。
那时候物价便宜，羊肉串儿一块钱三串，十块钱能吃到饱，羊肉用铁钎子串起，一根铁钎上有六块羊肉，肥瘦适当，烤好的肉串儿撒上调味料，在烤炉上翻滚几下，香气立刻钻入鼻孔，肉串儿的油光在灯光下闪耀着诱人的色泽，看上去极具美感。母亲每次来都会让我吃个够，二大爷还会多给我们几串，那种食物太油腻，我吃不下去了，母亲就打包带回家和父亲吃，他的烧烤的味道萦绕我的整个童年
二大爷的烧烤店是什么时候不做的，我没有印象，也许是生意不好，也许是城管不再允许摆摊，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总之，我很久没有再吃烧烤。
多年后，二大爷的店在一个小胡同里再次开张，他的店面很小，只能容下几张桌椅，胡同口立着一个大大的“串”，到了晚上，这个大字上的灯泡闪烁，指引顾客到到店里就餐。有一次，我和母亲来到他们两夫妻的店，踏进店门，我看到老板在烧烤，老板娘在准备食材，十几年前的画面，在那天又出现在眼前。他们老了，我长大了，熬不过生活的锤打，没有其他手艺的他们，终究还是重操旧业来维持生计，夫妻两个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二大爷献上他拿手的肉串儿，我重温儿时的味道，我们一边聊一边吃，像话家常般随意，即使我们早已不是邻居，可两家的感情一直情同手足。我留给他们用餐的钱，他们推搡着退给我们，我和母亲坚决把钱留在桌上，转身离开。
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吃他做的烧烤。
又过了几年，二大爷身患绝症，无法再做他的老本行，吃药和治疗透支了他的身体，拖垮了他的家庭，二大娘辛苦地支撑着送走了他，她失去了她的丈夫，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邻居。
这些年，我流连在不同的烧烤店，品尝着不同人做的烧烤，吃着肉串儿，我会不知不觉地回味儿时吃肉串儿的情形，可再没有一种味道是我记忆中的烧烤味道，我对烧烤的欲望随着二大爷的离世而慢慢减退。
愿他在天堂安好，愿那些渐行渐远的脚步再慢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