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本来所要处理的命题是，杰出的人才总是遭受压抑和摧残。这是个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的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唐代。对于这样的大问题，本可以作“论”这样的大文章。韩愈选定的却是“说”，而且是“杂说”，短短二百多字，飞文济词，快刀斩乱麻，可以说是“大题小做”。
把大题目做小，喻体是小事，题目却是大论，由小到大，行文是需要逐步拓展层次的。
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一位先生则认为韩愈这样的论述是有意“避开了一般的认识”，目的是“把伯乐强调到了舍之其谁的重要地位”，“实现了引人入胜的行文目的”。强调引人入胜在中国古典散文的理论中，叫做“先立地步”，也就是先把自己的大前提以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加以强调。这是“说”这样的文体用得比较多的办法，凡有立论，总是先立大前提，然后加以推演。
不管韩愈的才华有多么高超，作为一种文体的“说”，在说理功能上某种强词夺理的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这种局限需要另外一种文体来弥补，那就是“论”。
二、论：全面、反思、系统的论证
文学性强的作品，皆如古典诗话所言乃“虚实相生”“真假互补”。
中国古典散文有散句为主、骈句为主和骈散结合为主三大类型。直到五四以后的白话散文，甚至鲁迅等古文修养深厚的大家散文中，仍得散句与对仗句法相得益彰之妙，表现了中国语言的特殊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