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人类从原始部落进化到文明社会，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人类的先祖从古猿进化而来，在环境的变迁下，古猿从树上来到地面，在地面谋生的过程中进化成直立行走的构造，并能够靠狩猎维持生存。但是仅靠狩猎是不能够长久而稳定地生存的，需要进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突破，那么该如何突破呢？这一集就是探究人类先祖从狩猎进化到种植农业、发展畜牧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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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最初的数百万年里，茂密的丛林为我们祖先提供了丰富的食物，然而在距今大约一万年时，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丛林，种植农作物和定居，由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衣食来源，但是，人类在向大自然的索取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死之争。
除了丛林中的危险外，让我们祖先走出森林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气候的变化。冰川运动等气候的变化导致逐渐没有合适的大型哺乳动物可捕杀，史前先民迫切需要能够提供稳定食源的方法。
自然界的果实和种子随风飘落在地，我们的祖先经过观察和联想，每年过冬后新长出来的草和食物就跟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这些籽粒中，一种生在中国南方的野草叫做野生稻，生在中国北方的野草叫做狗尾巴草和野糜子，经过若干年的栽培，它们分别被我们祖先驯化成水稻和谷子，这也许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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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著名的农业起源研究专家马尼士博士在留美博士赵志军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寻找水稻的起源之地，老人曾经在墨西哥发掘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玉米遗存，他认为最早的农业应该是在人类的洞穴居住时期出现的。经验丰富的马尼士有种直觉，水稻起源地应该就在中国。
两年后，马尼士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面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国内外专家通过植硅体研究分析方法认定这是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约一万两千年。
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终于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发现了5颗实物稻子，这几粒稻子既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是一种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栽培稻类型，断代测年显示，这些稻的种子距今大约一万两千年。
2001年在浙江省余姚市三七镇相岙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六千五百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它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六千五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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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后五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大约几十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
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制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耜。这些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这些都表明，六千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五千三百到四千年。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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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六千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莠，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
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
在两千多年前的著名农书《氾胜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洺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七千四百年左右，其时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粮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粮食窖穴里面还有粮食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三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一千五百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百分之九十，粟占百分之十，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碳14手段检测论证，距今八千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两千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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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约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蚌裙，其右侧埋葬着两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对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豕”字，“豕”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
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鹿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畜养的动物，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畜养的主要目标。
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
除了被人食用以外，猪也被推崇为用来沟通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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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是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已经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在距今三千八百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到不足百分之一，但是到了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
至此，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全部出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糜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和马。
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心得：农业、畜牧业的发展让人类先祖摆脱了茹毛饮血的不稳定的生存状态，比起靠狩猎维生，这个发展过程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当然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不是快速的，而是经过不断地思考、试验，在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获得了发展与进步。但是不论多么漫长与艰辛，我们的先祖从没有退缩过，没有放弃过，不停地与各种困难做斗争。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发展观来说，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发展具有普遍性。所以不论任何时期，任何事物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人类的发展更是如此。
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所以人类先祖的发展也是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只要人类不放弃，勇敢前行，必然会有一个进一步更先进的发展。
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与潜在的危险，但只要勇敢的人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不断克服困难，接受挫折与考验，最终一定能通过考验，跨过阻力，迎来新的发展。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所以人类的发展必然经历一个螺旋发展的过程，一面迎接困难与考验，一面艰难却不断地前进。也许我们的先祖已经明白了这个哲理，用坚强的意志力去面对一切，获得新生，将智慧与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