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法国在巴黎荣军院为去世的西蒙娜·韦依（1927-2017）举行国葬。政坛不少重要人物出席了追悼会，所有公共机构一律降半旗致哀。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称赞了韦依对法国社会的杰出贡献后，宣布将韦依夫妇葬入先贤祠：“当她把毕生精力献给司法、特别是保护弱者的法律时，当她选择了在共和国理念的引领下构筑一生时，法国因此而壮大。韦依女士慷慨地将这份最美好的礼物馈赠给我们的国家。法国人明白，你的伟大也属于我们。全法国、全欧洲见证了您不屈的抗争。我谨代表法国人民，向您表达感激之情。”
的确，西蒙娜·韦依在人们心中印下一个接一个的问号和惊叹号：如何摆脱死亡的阴影，如何带着失去亲人的惨痛继续构筑新的生活？如何在扮演多个孩子母亲、配偶家庭角色的同时，在社会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担当重要的政治角色？如何在清醒认识到人性冷漠与黑暗一面时，仍竭力推动社会进步？
正如马克龙在演讲中所提到的，我们难以想象西蒙娜漫长一生中经历的那些“瓦解灵魂的暴力与煎熬”，也实在难以估量“她对正义、良善奋不顾身的热忱与冲劲”。总统将“这种违抗常规、激发尊重、极富魅力的性格”，定义为“伟大”：“您在我们的生活中投入了一束光——无人再可剥夺来自您心中的这道光。您的伟大同样也是我们的荣光。”
不过，虽然这些了不起的事迹遥远得像另一个世界发生的故事，但民众始终期盼着奇迹，并从中得到抚慰：正像西蒙娜二儿子在葬礼致辞中说道，“四十多年来，妈妈成了无数法国人的精神母亲 [...]有时大街上素未谋面的行人都会亲切地直呼其名 [...] 我们学会了与数以百万计的陌生人共享一个母亲”。
当盖棺定论之时的赞美声不绝于耳，时而软弱、时而自疑的普通人该把西蒙娜当作可仰望却不可即的伟大人物，还是熬取一碗励志鸡汤，激励自己不断成长、克服困难？西蒙娜和普通女性、或者说普通人有什么区别？
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
先让我们回到西蒙娜被囚之年：西蒙娜在自传《一生》中细细讲述了可怖的1943年——每分每秒都是对尊严和意志的摧残。60年后，西蒙娜带儿孙来到了集中营，为他们讲述缺水、缺食物、严寒、劳作、疾病的非人岁月。
瞭望塔、焚尸炉、铁丝网、破屋子自然消失了：如今早已看不出，曾有数百万人日夜不停地从欧洲四处被运来、杀死。儿子在演讲中回忆道：“你告诉我们，孩子们是如何在运送牲畜的车厢中哭闹；看守们肆意施暴、任意挑选可以活命的囚徒；纳粹令犯人们剃头发、纹数字（以摧毁意志）；集中营脏乱不堪、疾病肆虐、焚烧尸体炉不住散发恶臭…1944年春天，45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还未入营，就已被毒死焚烧”。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这是不是个人》、罗伯特∙ 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在《人类》、女人类学家提利昂( Germaine Tillion)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Ravensbrück）等都观察到了这一点：你所受的苦难，并不能令人们惭愧——没人在乎他们经受了什么。
幸存者“光环”？做梦！
舆论并没有从一开始就采取谴责纳粹、同情犹太人的立场。人们选择无视、规避这个话题。例如，大儿子在演讲中提到：“10岁不到时，我就听过‘奥斯威辛’这个名称，知晓了纳粹在集中营如何对待犹太人。但在那之前的某天，我放学回来时还哭着对母亲说道，我们犹太人真幸运，不曾像新教徒们那样遭遇圣巴塞洛缪大屠杀。那时候，没人谈论大屠杀的事 […] 当我们陪妈妈去参加幸存者会议时，她才难得尽情说出别人不愿听到的话——真相要么让人们感到无聊或困扰，要么让他们难以承受”。
也就是说，历经生死劫的犹太受害者在走出集中营后，并没有获得社会的任何援助、理解，反而照旧在歧视中被放逐。譬如，战胜后法国士兵、医生被飞机送回国，但瘦骨嶙峋、极度虚弱的“活死人”囚徒们只能享受卡车待遇。
或是出于无知愚钝、或是因为偏狭冷漠，人们说出了无数可怕、伤人的言语：一个朋友说道，“我希望流放使西蒙娜变得更稳重些！”仿佛女孩没有在屠杀中失去亲人，而是刚参加了一个野外生存训练；1950年，在法国大使馆，一位高级公务员指着西蒙娜胳膊上的囚服号码笑问道，这是不是她在衣帽间的存衣号；1959年，普瓦提埃法院院长拒绝接待身为法官的西蒙娜，仅仅因为她是个“犹太女人”。类似例子不计其数：夫妇离婚争抚养权，一个知名法官的判决是：“鉴于其母是波兰裔犹太人，其父是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女儿抚养权归父亲”。
如何治愈过往的伤害？
等身为受害者的愤懑和无奈冷却后，西蒙娜说道：“我没有变得尖酸、愤世嫉俗。那并不是我的性格。但自此之后，我认清了世间的真相”：喋喋不休的求助只会让人避之不及，痊愈需要靠自己。
那么，如何治愈遭受的痛苦？马克龙对此的解读是：“她早早地在极端情况下，发现了一个秘密——罪恶的随意性。而苦难赋予受害者的唯一权利，就是捍卫他人的权利。“言下之意，受害者的唯一选择，就是捍卫自己、捍卫他人。
那么，当西蒙娜无暇顾影自怜，复仇般地投入政坛，试图纠正社会不公时，她完成了一个强者的自救。
西蒙娜之子在致辞中也说道：“尽管她对人类的行为充满了‘绝对的怀疑’，她还是以旺盛精力助人们脱离痛苦”。马克龙同样表示：“她为女性发声并不是因为偏心，而是因为这个被羞辱的群体需要保护 […] 她为人性做出的努力并没有局限于公共领域： 哪怕常年收到不计其数的陌生人来信，她都审慎认真地应答。”
敢为人先者的视野
西蒙娜·韦依拥有着女作家少有的使命感：她在著作中谈论自由、服从、责任、平等、等级制度、言论自由、安全，也谈论工人和乡村。马克龙更是不吝赞美她敢为人先的视野：“韦依体验过先锋者的孤独滋味 […] 堕胎法案既是为了终结非法流产手术肮脏、危险的操作状况，也揭露并抵抗着社会的虚伪观念。”
其子谈到西蒙娜因堕胎法遭受的非议，仍心有余悸：“如今，妈妈赢得了全国的认可和尊重，那些愤怒的反对声已被一扫而空 […] 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在这短短数周内，她遭受的未经克制的侮辱和暴行”。
同为欧盟支持者的马克龙还强调了：“她的身边人告诉我：他从未听西蒙娜吐露过任何谴责德国的话语”。对她来说，欧盟象征着欧洲各国对“和平与自由的梦想”。唯有“一个和平的、自由的欧洲，团结和共享的欧洲”，才可 “阻止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
她的力量从何而来？
当一个人身而为人的意义被全盘否定并搅碎，重振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西蒙娜儿子说道：“祖母是妈妈正直人生的榜样。共同被囚禁的人们哪怕在集中营中，也会尊敬地称呼祖母‘雅各布女士’”。西蒙娜自传《一生》也写道：她眼睁睁地一天天看妈妈衰弱下去：“妈妈鼓起勇气，用一贯的忘我精神抵抗疾病。她虽死于伤寒，但她的生命力已然耗尽。是她给了我生命的活力与行动的勇气。我能完成的一切，都是为了她”。
西蒙娜从家庭中“获得了抵抗生活最好的武器”：“我们曾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四个兄弟姐妹，在海边、在四季开花、青草芬芳的院子里嬉戏打闹。这样的童年构建了她积极正面的人生观，让她在成长过程中逐渐面临许多世界不堪的一面时，也有充足的勇气。
“这是她在地狱中生存的铠甲”
西蒙娜也许是个难对付的、个性复杂的人。例如，她对阿伦特著名的“平庸之恶”理论非常不满：在她看来，这不过是不痛不痒的旁观言论。如果说人人皆有罪，那是不是人人皆无罪！与那些冒生命危险帮助犹太人的普通人比，这些不敢、不愿承认的人是懦夫！
爱憎分明的西蒙娜记下了许多普通人克服厄运的挣扎：一个在集中营被长期强奸的男孩，幸存后事业有成，并热心帮助其他受害者， 用尽全力换来正常人生。
儿子对母亲的脾气同样印象深刻：“有人说妈妈的性格令人生畏。一次，我说了些讽刺女性的言论，她就把一瓶水浇在我头上。[…] 她很在意真正重要的事物：我们成绩好坏无关轻重，但关键的原则问题绝对不能含糊”。
她给世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倔强的背影：不以眼泪和软弱换取同情，构筑刚强、风风火火的性格，来抵抗诸多不顺。其子动情地说道，这种性格是母亲“在地狱中生存必备的装甲”：“我们曾一度成被情感冲昏头脑的傻瓜，开始相信你是不朽的。但一切终有尽头”、“感谢你，让我们一同走过七十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