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疆又予  校对/吴嘉杭

六月江南，漫天飞雨。湘江上除了零星的几艘船只外，大都靠在码头。只见风浪中一艘白帆白篷的小船上，坐着几个满身白衣孝服的人，打头一人正是准备去江西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曾国藩。

曾国藩因为上书得罪了北京官场和咸丰皇帝，所以被下诏打发到江西当主考。没想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仕途不如意之时，自己的母亲又去世了。根据大清律例，在籍官员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于是只好回湖南湘乡老家守孝。

在家边处理家庭事物，边读书的两个月里，曾国藩不仅在修身、学业上有了进步，而且远离了浑噩的官场，心情也好了很多。于是决定守孝期满后，若家里经济条件允许，便辞官回家研究学问，了此一生。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家不到四个月，咸丰让他出山办民兵团练的诏书就送到了湖南湘乡。

原来由于人口压力、官场腐败和专制主义，老百姓不仅失业率逐年攀升，而且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为了填报肚子，在乾隆和嘉庆时代已经爆发过“白莲教”、“天理教”运动，不过都被镇压下去。

以史为鉴，咸丰觉得这一次太平天国的暴乱也会和以前一样不久会被镇压下去。可是，他没想到，这些拿着斧头、擀面杖的太平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席卷大江南北，眼看南京就要被攻打下来，而清朝的正规部队绿营兵却节节败退。

为了平叛，咸丰不得不把各省的精英部队集中到江南前线，这样各省的防御及维护治安的力量变弱。一些不法之徒看到这个机会，便集结成土匪肆虐村镇、抢劫财物。

对于各地蜂拥而起的匪患，朝廷无力征讨，无奈之下只得下诏各地举办民兵团练以维持治安、维持满清统治。起初由于咸丰小心眼，团练大臣里并没有曾国藩。不过，曾国藩的恩师唐鉴向咸丰大力保举他。

唐鉴指出，曾国藩虽没有什么军事才干，但是善于识才，能综合众人之长。如果他愿意，便可以带出一只战斗力强的队伍。咸丰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让曾国藩办民兵团练以维持湖南当地的治安，并在必要时配合正规军攻击太平军。

起初曾国藩并不愿意出山。除了对官场的厌恶，更主要的是自己没有军事经验，不知道能不能办好团练，而且团练是国家体制外临时的一种军事补充组织。朝廷不给军饷，他只能求助于只顾自己死活的地方官和湖南本地的乡绅，但是他们是否支持尚未可知。

于是曾国藩想以守孝的名义推辞，但家人和好友不仅从立功、立德、立言的传统儒家哲学入手再次激起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同时告诉他，他们的家族和好友是如何深受匪患之苦，以及太平军烧“孔庙”的恶行。

这些内容从现实和精神上深深的刺激了曾国藩，于是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2月）曾国藩在湖南巡抚的衙门旁边设立“审案局”，以个人名义通告湖南全省，凡是抓到土匪、流氓，扰乱社会治安者，不必经过州县府省，可直接送到他这里办案。

在办案过程中，曾国藩大大简化了办案流程，只要证据确凿便当天办理，之后立即执行，而且对于犯事人员全部罪加一等。这种乱世重典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只4个月时间，曾国藩杀了137人，他指示的民兵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这一下霹雳手段震慑了很多邪恶势力，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湖南的治安一下子变好了，老百姓都觉得他很有本事，不过他的反对者也给他取了“曾剃头”的诨名。

除了老百姓的称赞外，朝廷的嘉奖也不期而至。曾国藩是四十三位守孝大臣中唯一一位获得嘉奖的团练大臣，湖南也是唯一一个民兵团练维持治安取得成绩的省份。

为什么这么多团练大臣只有曾国藩做出了成绩，而其他四十二位团练大臣却默默无闻！

同曾国藩相比，其他的四十二位团练大臣主要分三类来落实皇帝的旨意。第一类嫌麻烦、怕惹事，于是找个空办公室，在里面整天喝茶看报来敷衍。第二类是和当地的势力一起办民兵团练，但这个团练主要是保护创办人自己的财产安全，万一太平军打来，这些人就是搬运工，马上溜之大吉。

最后一类是和地方势力勾结，用皇帝的旗号炮制各种苛捐杂税来敲诈百姓，要是不交就是通匪，就滥用私刑。这三种方式都行得通，而且符合当时的官场潜规则，那就是一个人不做事或做坏事都可以，甚至受到欢迎，因为又给大家提供了捞钱的机会。

这些墨守成规，遵循官场潜规则的官员门当然不会做出什么成绩，只有曾国藩敢于离经叛道，所以也只有他取得了成绩。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发现，小到家庭、企业，大到国家、民族，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就是因为有离经叛道的人在不断的推动世界去变革。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写到，人类的文明为什么会停滞或衰落，那是因为当时的人没有向前看，他们模仿学习长辈们已经过时的，不能再控制世界的方法，而长辈们的背后，是已经死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祖先。时过境迁，祖先的方法已经失灵，而后辈们却墨守陈规，文明只能停滞或衰落。

人类的文明为什么会进步？因为有创造力的群体，他们离经叛道，他们不再模仿祖先，而尝试用新的方法去控制世界，过程是很惨烈，但是最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找到了新的方法，新的文明诞生了。

除了人类文明的变迁与墨守成规和创新有这种关系外。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发现了，墨守成规和创新对于个人的成功也有着微妙的关系。

他们发现有两种方式可以通向“成功”，一种是墨守成规，一种是创新。墨守成规的人遵循大多数人的传统之路并维持现状，而创新的人走少数人走的路，坚信违反常规的举动可以使结果变得更完美。

当然这两种“成功”都是有风险的，墨守成规的风险在于当一个社会处于停滞阶段，或者黑暗的衰落阶段，这些人往往是不会真正的“成功”，而且往往还会成为受害者。

比如，晚清的时候，科举考试已经非常的落后了，但是仍有千百万的士子前赴后继，考不上的落地秀才，大多沦落为孔乙己式的悲惨人物，而考上的人，在满清倒台之后，由于没什么生活技能，也大多过着悲惨的生活。

此外，社会学家还发现越是墨守成规，越容易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因为这些人接受这个世界上已有的规则，包括损害自己利益的规则，他们认为自己无力改变只能接受，越接受越弱势，久而久之，恶性循环，变成了弱势群体。

综上所诉，社会学家和心里学家认为墨守陈规的“成功”，只有在发展的社会中，在条件相对公平的时候才会有世俗的“成功”（有钱有地位），但却很难获得推动事物变得更美好，让社会彻底变革的“成功”。

创新者的成功则不同，他们敢于挑战已有的权威，敢于把条件变得有利于自己，所以在任何时代他们都可以成为真正的“成功者”，但是他们的风险在于挑战已有规则失败，则会受到已有规则的猛烈打击，这是很多人不敢创新的原因，也是创新的风险。

社会学家的最新研究却否定了这一点，失败的创新者，多是不计后果的盲目去创新，但真正创新的成功者，却是把风险降到最低后才去创新的，这样创新者只需要全力以赴面对一个，最多几个困难或敌人，而不是处处碰壁。

在曾国藩开始改革之初，就知道，如果真出事，在京城的唐鉴之流定会保他，而且咸丰虽然小心眼，但是在对太平军和匪患的问题上都是支持的。再者他是副部长，在湖南，除了巡抚与他同级，其余都比他官小，这些人除了打小报告也不能干什么。于是，在风险最低的情况下，曾国藩开始了自己的创新。

创新总让人觉得是个大工程，其实创新很简单，就是先熟悉一套流程或做事方法。然后问为什么这样做，它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用，用了之后好的效果是什么，不好的效果是什么。

当回答完上述问题后，将优点、可以用和好的效果保留，将缺点、不可以用和不好的效果改进就好了。曾国藩就是长期研究官场，看到官场潜规则的弊病之后，在这些问题上改进，最后取得了成绩。

虽然取得了成绩，朝廷嘉奖了他，但是湖南的官场却恨透他了，因为他挡了别人的财路，衬托了别人的无能。

权利是什么，是官员的眼珠子、命根子，是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受人尊敬的唯一资本，没有权利他们什么也不是，所以绝不能让他人染指。他们自己可以占着茅坑不拉屎，但不许别人有所作为。

案子是什么，是钱，不是钱也是人情！办案本是先州再县后府，最后省里定案执行。在这过程中，每一个级别都要盘剥涉案人员的钱财，直到榨干后再办事。

现在曾国藩一个退职守孝官员，本没有实权，却把办案的权利都收到自己手里，小案自己办，大案请示皇上。这不光是挡了湖南官员的财路，那一道道奏折皇上看了怎么想。曾国藩4个月干了湖南全体官员几年都干不完的活，难道湖南官员都是酒囊饭袋。

你曾国藩要当好官往上爬没问题，但不能踩我们，万一皇上不高兴拿湖南官场开刀怎么办。

其实，曾国藩为官十几年，在京城也受到过官场的围攻，所以不是他不懂潜规则，而是得罪人他认了，而且这样的风险他承受的住。他一直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改革风尚为荣，所以想以身作则来破除官场的旧习气。

在治安变好之后，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练兵来对付太平军，既然练兵。练一支是练，练两支也是练，不如就多练几支。曾国藩慢慢有了想改造国家正规军绿营兵的想法，这一次他的再次创新会有效过吗？恨透他的湖南官场又会作何反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