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运漕古渡需要了解一点运漕的历史知识。运漕得名与漕运有关，相传，夏禹治水“凿东关石梁为渡漕”，东关在运漕西北角相距不过10公里，渡漕一开，被堵塞的巢湖水携带泥沙奔涌而下，于水乡泽国之中冲刷出了一个“蓼花州”，蓼花就是当地的狗尾巴草，站在太湖山顶向南俯视运漕镇可不就是一个狗尾巴草的形状！或许正是因为凿渡漕冲击而成的一块水中陆地，古运漕还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漕川。东汉末年，曹操伐吴嫌濡须河河道窄浅不利于运送粮草物资更不利于大规模水军作战，下令重新开挖从巢湖到东关段的濡须河，东吴为了抗拒曹操水军，在东关构筑要塞，利用有利地形阻挡敌军，致使“曹操四越巢湖而不成”，距东关不远的古运漕镇自然成为吴军辎重粮草的供应基地，每逢魏吴大战的时候，无数条船只穿梭往返东关与运漕之间，前方将士喊杀声震天，后方勤杂战备人员摩拳擦掌，整个东吴的神经都被东关战事所牵动，而每一次从运漕传来的捷报都会让朝野上下欢呼雀跃。

        正是由于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古运漕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元和（州）郡县志》载：“梁侯景太清二年乱（即548年），王僧辨军次芜湖，景将侯子鉴屯兵梁山，以捍御运漕，故名。”这段记载将运漕古镇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大有说头的历史故事。侯景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但老朽昏庸的梁武帝萧衍竟然纳降了他，最后引火烧身，公元549年侯景攻破建康台城将萧衍囚禁起来并活活饿死，公元551年侯景又杀死了继位仅2年的简文帝萧纲，一个王朝就这样窝窝囊囊地被灭了。梁朝武、文两帝都喜好舞文弄墨，尤其是梁武帝书生气十足，书生治国自是与众不同，并且常常是一塌糊涂，武帝晚年痴迷佛学，在位期间前后有4次出家当和尚，最后都被大臣用重金赎回，年迈的梁武帝简直像一个任性幼稚而又十分顽皮的孩童。据《资治通鉴》记载：当叛将侯景攻破台城带着士兵走向武帝时，萧衍不慌不忙地问道：“你是哪里的人，竟敢作乱，你的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竟吓得汗流满面，不知道如何回答，结果还是他手下人替他回答：“臣景的妻子和儿女都被高氏杀了，现在只有一人归顺陛下。”萧衍问道：“你过江时有多少兵马？”侯景答道：“千人。”萧衍问：“攻城时多少？”“十万。”“现在呢？”“率土之内，莫非己有。”最后，萧衍安慰他说：“你有忠心于朝廷，应该管束好部下，不要骚扰百姓。”侯景也不知道是因为良心发现还是被萧衍的天真所感动竟然当场答应了，但他后来还是出尔反尔杀了武、文二帝自己当起了皇帝。

        梁漱溟曾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但正因为太早熟了，结果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使得华夏民族为此吃尽了苦头。从秦始皇开始为了让天下不旁落到外姓手中，历代统治者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办法，但最终还是避免不了改朝换代的命运，贵为一国之君至高无上的特权每每令那些有野心的人垂涎不已，从宫廷内斗、到外戚、宦官弄权、再到兵变夺权，皇帝的四周危机四伏，有人统计在古代所有官员当中皇帝的平均寿命不到30岁，皇帝是天下最危险最短命的职业。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人们对帝王宝座的迷恋和追求，当上皇帝的人从来也没有谁会主动退下来，让位给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行。自古以来的封建帝王除非特殊原因没有一个不是当到死为止，这其实正是中国古人的愚蠢之处，皇帝不能在生前交接权力，实行人事关系的平稳过渡，为他死后的乱局埋下伏笔，有些皇帝甚至生前乱局就产生了。萧衍就是这样，从502年登基到548年侯景叛乱，萧衍做了46年的皇帝，这一年他都84岁了，皇帝的位子他早就腻味了，但他就是舍不得退休，不让简文帝萧纲继位，他前后出了四次家，宁可朝中无皇帝也不传位，这就给了其他王子跃跃欲试的机会。侯景开始造反时候只有800人，围攻建康时手下都是一些乌合之众，他自己也没有信心攻下城池，当时建康城外有20万从各地赶来的援军，但这些以萧姓为首的勤王之师就是围而不攻，大家都等着叛军杀死老少帝王，再寻找做皇帝的机会。更可悲的是太子萧纲唯一信任的大将萧正德早已暗中和侯景勾结，主动打开城门，建康城不攻自破。侯景之乱真是一面镜子，映照自古以来国人对权力的迷恋，以及由此而扭曲变形的丑恶灵魂。侯景杀死简文帝萧纲自立为王，这才让萧姓的王子公孙们慌了神，于是以萧纶为首的平叛大军才开始认真同侯景作战，这其中涌现出了两个著名的将士陈霸先和王僧辨，王僧辨占领芜湖，侯景赶紧派大将侯子鉴迎战，侯子鉴为了粮草等战备物质的供应，便派兵驻扎在梁山，以确保运漕的安全，运漕镇的军事地位再次得以显现。无论是萧衍父子还是侯景都不知道运漕这个小地方，但侯景手下的大将侯子鉴知道运漕的重要性，因为这里是长江中上游粮食的集散地，他知道打仗最终要依靠士兵，而士兵需要吃饱肚子才有力气作战。“民以食为天”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常常为统治者所忽略，其实统治者也知道这个道理，但他们眼中只有权力和享乐，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统治者忘记了百姓，百姓既然也就忘记了他，最后当萧衍需要士兵为自己护驾时，却发现已经无人为他卖命，相反许多老百姓却加入了叛军的队伍举起刀枪向他杀来。这样的历史教训统治者应当牢记。

       运漕古渡见证了无数次这样刀光剑影的历史。朱元璋在此迎战过元军，清朝康熙年间派兵在此驻守，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在此屯兵，李鸿章发迹后又将此作为根据地。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任它沧海桑田、人是物非，古渡依然千年如故。遥想当年大禹在东关开漕渡水时，根本就不会料到由此会衍生一个千年不变的古镇运漕，更料不到在他身后中国的朝代的更替会如此频繁！对于大禹这个人物，历史上记载着的都是他的丰功功绩，但我却不以为然，觉得禹是一个私心颇重的人。大禹的许多业绩离不开皋陶帮助，为此他准备将帝位禅让给皋陶，表面上看这个英明的决断，然而实情并非如此，皋陶的年龄比禹大许多，还没等继位时，皋陶就死了，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禹的表现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套路太深，皋陶死后，禹的表演还没有结束，他又选择皋陶的儿子伯益做接班人，这其实是向世人暗示，接班人是可以父子相传的。禹死后伯益做了接班人，但他心里并不踏实，因为既然自己可以代替父亲来接班，为什么禹的儿子启不可以呢？再说伯益自己对王位也没有多少兴趣，所以等启三年守孝期结束后，伯益便辞职不干将帝位还给了禹的儿子启（也有史书说是被启赶下帝位的），这正中了禹的套路，民主的禅让制终于被独裁的世袭制所代替。当然一开始许多人并不习惯，有扈氏公开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表示反对，启以“恭行天之罚”的名义讨伐有扈氏，并将其杀死。从此家天下的格局开始形成，世袭制得以巩固确立。从社会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是历史的必然，这并非坏事，它可以促使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问题是在中国古代，世袭制度不但没有像西方的世袭制度那样使得社会趋于稳定，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朝代的更替。这一问题确实很复杂，其根本原因是自古以来，中国只有家的概念没有国的概念，中国古代所谓的国也就是家。没有真正的国的概念就没有公心只有私利，天下尽归天子一个人所有，国君可以为所欲为，天下人无不觊觎国君的宝座，一有机会便起杀戮之心，即使父子兄弟之间也不例外。例如，上述萧衍的皇帝宝座也是从后齐那里抢来了，他夺了后齐东昏君齐萧宝卷皇位之后逼其吞金自杀一点也不心慈手软，所以后来侯景叛乱夺取他的江山并活活将其饿死，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侯景后来又被陈霸先所杀，连肉都被人分食，篡位者都没有好下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一部喊喊杀杀的夺权史，站在运漕古渡边，想起那些无端地死在夺权烽火中的黎民百姓，想起那些一次次毁灭于夺权的硝烟中的典籍文物、雕梁画栋，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权力的崇拜与追逐真是深入到骨髓中。权力真的有那么好吗，难道它比生命与文明更加珍贵？但事实上自古以来，人们为了权力不惜一次次大规模屠杀生命，一次次无情毁坏文明。

       站在运漕码头向远处眺望，正看见一艘轮渡正从对岸开过来，这边也陆陆续续走来几个肩扛手拎的农民，还有一个推着自行车，等着渡船靠岸。古渡的石阶木船早已被混凝土水泥台阶和机械轮船所取代，历史上船来舟往、百舸争流、千帆共竞的繁忙运输情景再也不能复现，更看不见水手纤夫的身影，涛涛的河水单调而又无力地拍击着岸边的水草和砂石，涌上来又无奈地退回去，留下一阵阵的叹息声。这才突然顿悟，古渡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让后人凭吊历史，想象古人旧事的。看到大家兴味阑珊，有人提议说，走，我们去老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