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施鲁:抗联教导旅娠出小分队的活动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苏联境内整训期间,曾长期地派出15个侦察小分队在东北境内活动。任务是不间断地观察日本关东军的动态,查清与苏联接壤的东北边境地带筑垒地域的工事构筑情况和坚固程度,收集飞飞机场、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线路的各种资料等等,以便在一旦苏日战争爆发之时,有比较可靠的敌情资料来制订打击敌人的作战计划。日本人在1931年占领东北之后,就积极地在各个方面进行侵犯苏联的准备工作,仅在边境地带的筑垒地域就有绥芬河筑垒地域,密山筑垒地域,虎头和饶河筑垒地域,富锦和同江筑垒地域,兴山筑垒地域,孙吴和黑河筑垒地域,海拉尔和满洲里筑垒地域等。绥芬河筑垒地域还一直向南延伸到朝鲜北部。在铁路和公路方面,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人在东北修筑了铁路1.37万公里,是原有铁路的一倍(原为6140公里),修筑公路2.2万公里,(原来只有很少的公路)。其中通向中苏边境的铁路线每昼夜可通行90列火车,可输送日军两个师团。日本人还大量修建飞机场和空军基地。计有20处基地,133处机场,200多个起降场,总共有400处机场设施,战役容量达6000 架以上飞机。此外,还修筑了可容纳55至60个步兵师团的兵营,拥有7.5万张病床的150个医院,以及大量的供应基地和仓库。

以上材料均引自苏联弗诺特钦科著《远东的胜利》一书第20页和30页。此书已由沈军清泽为中文,于1979年在过守出版。这些资料充分说明日本人为了进攻苏联所作的准备。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教育能胡日来买务产通级中文。于1979年在辽宁出版,这些资料充分说明日本人为了进攻苏联所作的准备。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的一支队压,长期受到国际主义的教育,日本侵略者是中国和苏联共同敌人,这一思想一真是很明确的。东北抗日联军也一直在争取得到苏联的授助。只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直到1938年之后,当你东北抗日联军和我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而又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之后,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才和苏联远东方面军建立了正式的联系。苏联方面对于东北境内的抗日斗争,曾长时期地采取不介入政策,这是苏联当时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在1933 年的春夏之同,东北的抗日救国军和自卫军曾大批地败退至苏联境内,立即由苏联转道新疆遣返中国。到了1938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和第6军的联合部队在萝北县境与日本军交战中失利,被迫撤退至苏联境内计有500余人。苏军立即解除其武装并将绝大部分人员转道新疆遣返中国。但是,对于在这个时期进入苏联境内求援的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第6军军长戴洪滨和第11军军长祁致中三位军长,却长期扣留在苏联境内审查才弄清他们身份的。到了1939年的6月,又允许他们率领着100余人的武装队伍返回东北境内继续抗日。是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方面军所建立起来的正式联系之一。1938年初,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通过在饶河地区活动的第7军代理军长崔石泉的关系进入苏联境内,想通过苏联的帮助取得和我党中央的联系,这一目的未能实现。但在周保中返回东北之前,苏联人表示愿和周保中保持不间断的联系,特别是对重要敌情要互相通报,苏联人为此提供了无线电通讯工具。应该说,这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和苏联远东军所建立起来的最早的联系渠道。在此之前,抗日联军第6军的一位师长陈绍滨,第7年代理军长崔石泉都有过和苏联人的交往,那都是个人和苏联情报机关的联系,不能代表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关系。在1938年和1939年之间,日本人在东北地区两次对苏联边境地区挑起冲突,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在中朝苏边境的张鼓峰事件和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事件。当时,抗日联军曾以袭扰交通运输路线的行动来牵制日军,这一行动不能不对苏联远东军产生影响。1938年冬季,第3军的一个团弹尽粮绝,在团长李明顺和政治工作人员于保合率领下,由虎林方向进入苏联境内,经苏联审查并确认其为抗日联军的一部分,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中共党员之后,就分别地向他们提出参加情报工作的要求。这批人政治上可靠,有战斗经验,对苏军情报机构来讲,是颇为难得的。以后,这批人经过专门训练之后,就长期地在苏军的情报机关工作。李明顺在1935年参加抗日联军之前,就是一支抗日山林队的首领,以英勇善战而闻名于宝清地区。他所率领的侦察小分队一般情况下只有3至5人,多次胜利地完成了苏军情报部门交给的任务,很受苏联远东军的重视,直到1945年9月,苏联人才允许他回归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来。他写的回忆录《烽火完达山》共有15万字,于1984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许多章节是叙述他的侦察小分队活动情况,颇值得一读。与李明顺的情况相类似的,在1938年至1940年当中还有不少。他们都是在苏联情报机关直接安排下工作和学习的。因为保密关系,我们一直无法弄清他们的名单,数量上也无从得知。到了1940年底,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转移至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在这期间,根据苏军情报机关的要求,为了加强情报工作,在周保中和李兆麟的亲自审定下,又挑选了一批抗联干部和战士担负侦察工作。这一批人与前边的一批人有所不同的是,每次所担负的侦察任务和具体的行动方案由苏军情报机关负责安排,但是他们的名单都编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之内,每次侦察任务完成之后都返回野营参加整训。这样做是为了使这一批人一直保持在抗联教导旅的实力之中,如果战争爆发,可以随时召回。起初,这一批人数量上很不固定,以后根据工作上的需要,大部分时间保持有15 个侦察小分队,每个小分队多为3至5人。这些小分队的工作因为都是在周保中、李兆麟和苏军情报机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且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因此在周保中和李兆麟相继谢世之后,再没有人可以将这些小分队的活动情况介绍出来。不过,可贵的是在抗联战士的幸存者当中,还有不少人曾参加过小分队工作。为了抢救资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于1984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东北抗日联军小分队工作座谈会,邀请了参加过小分队工作,而当时健康状况尚好的20几位老同志到会。在为期5天会议中,他们提供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材料,使我们对这些侦察小分队的活动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座谈会所提供的材料说明,小分队所侦察的目标主要是:日本关东军筑垒地域的工事构筑情况,军用飞机场和兵营的位置及容量,铁路枢纽部情况,铁路的运输量,公路的质量,公路桥梁的承重量,通过铁路和公路的运输所显示出来的日军调动情况等。据原抗日联军第2军朝鲜族干部吕英俊同志所提供的情况表明,他所在的小分队从1941年至1945年,长期地在吉林省的东宁县至图们一带进行侦察活动。最初是在东宁县老黑山地区查明日军防御工事构筑情况,碉堡群的位置、数量、火力方向、碉堡的结构和内部面积,副防御设施,包括铁丝网、反坦克壕等。以后又对老黑山地区的铁路公路运输情况进行长期的观察,重点了解军事运输的情况。他们还逐步将侦察范围扩大到牡丹江的宁安地区和图们的南阳地区。要弄清这些地区日军设施和兵力配备情况、兵营的位置等。有时对一个目标要进行持续两三个月的观察,才能对敌情作出较力准确的判断。原抗日联军第1军的干部沈风山和黄生发两同志在会上发言说:他们所在的小分队共有10几个人,在崔贤(朝鲜族人)的率领下,受领任务到汪清县的罗子沟查明日本飞机场的情况,跑道的长度、宽度,飞机数目,机窝数目,每日起落架次等。他们长一北人數正上很不思定,都有想据工作上的需要,。大部分时间你料有15 个侦察小分队。每个小分以季为了至5人?这些小分队的工作因为都是在兩保中、李兆鳞和苏军情根机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豆有严样的保密制理,医此在阅察带和辛兆瞬相继谢世之后;再没有人可以将这些小分以的活动精况。分野出来。不过。可數的是在抗联娘士的率存著当中,选有不少人童参加过小分队工作。为了抢教绥料,中央党史發料征集受员会谱于1984年5月。在北京码开了东北抗目联军小分队工作健谈会,邀请了参加过小分队工作,而当时健康状况尚好的20儿位老同志到会。在为期5天会议中,他们提供了许多极为宝费的材料,使我们对这些侦察小分队的活动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座谈会所提供的材料说明,小分队所侦察的目标主要是:日本关东军筑垒地域的工事构筑情况,军用飞机场和兵营的位置及容量,铁路枢纽部情况,铁路的运输量,公路的质量,公路桥梁的承重量,通过铁路和公路的运输所显示出来的日军调动情况等。据原抗日联军第2军朝鲜族干部吕英俊同志所提供的情况表明,他所在的小分队从1941年至1945年,长期地在吉林省的东宁县至图们一带进行侦察活动。最初是在东宁县老黑山地区查明日军防御工事构筑情况,碉堡群的位置、数量、火力方向、碉堡的结构和内部面积,副防御设施,包括铁丝网、反坦克壕等。以后又对老黑山地区的铁路公路运输情况进行长期的观察,重点了解军事运输的情况。他们还逐步将侦察范围扩大到牡丹江的宁安地区和图们的南阳地区。要弄清这些地区日军设施和兵力配备情况、兵营的位置等。有时对一个目标要进行持续两三个月的观察,才能对敌情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原抗日联军第1军的干部沈风山和黄生发两同志在会上发言说:他们所在的小分队共有10 几个人,在崔贤(朝鲜族人)的率领下,受领任务到汪清县的罗子沟查明日本飞机场的情況,跑道的长度、宽度,飞机数目,机窝数目,每日起落架次等。他们长期隐蔽在飞机场以北几公里的密林里,利用夜间潜入飞机场进行侦察,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任务。由原抗日联军第5军干部陶玉峰同志和第4军干部曹曙焰同志所负责的小分队,曾长期在林口、勃利、宝清、七台河、密山和虎林一带进行侦察活动,任务是了解日军的军事部署和兵力调动情况。对每一个地区的侦察都要持续两三个月时间才能完成。这个小分队曾多次遇到险情。为了对公路运输情况进行观察,常常要在公路一侧缺少良好隐蔽条件下工作,只得藏身于灌木丛或土坎之后,有时要在那里连续蹲上几天才能收集到可靠的资料。有一次,他们被砍柴人发现了,不久就出现了敌人的搜索队。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全凭自己良好的伪装,精神上的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才没有被敌人发现。同时,也得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有一次,他们和敌人突然相遇,靠当时都穿着日军服装,在敌人尚未辨认出真伪的情况下,“从容”地离开了现场。原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干部陈忠岭同志在座谈会上说,他所在的小分队在1941年9月期间,曾专门负责观察北安至孙吴这段铁路线,弄清每日有多少次列车通过,装运物资的品种等。他们活动的地区隐蔽条件良好,每天从山上下来,潜伏在铁路一侧的树林里进行观察,并在每天夜间通过电台将观察到的情况发回苏联。他们在陈清山里借用了一个炭密作宿营地,在这个小分队里还有秦长生、夏秉志、张风宽、孙志远等人。原抗日联军第7军干部陈春树同志说:在1941年6月里,他被编入侦察小分队,队长是王庆云,副队长是郎占山,队员还有戴有利和魏树义,共有5人。他们先经过3个月的严格训练,尔后在9月间受领任务到穆棱县的梨树镇飞机场进行侦察。由于飞机场离山较远,他们自天隐蔽在靠近屯子的几个大草垛中,到夜间再偷偷地接近飞机场。敌人当时并没有什么严密的戒备,因此他们很容易地丈量了飞机跑道的长度和宽度,还把停留在那里的30多架飞机中哪些是真飞机,哪些是伪装用的木制飞机模型都用手亲自摸出来了。但是,在他们回到草垛中休息的时候,被当地群众无意中发现,敌人的搜索队很快出现了,他们不得不赶快撤离,在撤退当中戴有利牺牲,队长王庆云负了伤。还有一些小分队是执行特定任务的。如原抗日联军第2支队支队长王效明同志曾率领一支有30余人的小分队,于1941年至1942年,以一年的时间在饶河、宝清和勃利几个县境内活动。除执行一般侦察任务外,还负责选定几个空降地区和确定陆空联络讯号。原抗日联军第5军干部金光侠同志所率领的小分队,奉命将林口至佳木斯铁路线上的一列军用列车炸毁。原第5军干部李忠彦同志所率领的小分队奉命炸毁牡丹江至图们的一座铁桥。此外,周保中同志在1941年的春季和秋季,曾两次派出小分队去南满寻找第1路军副总指挥魏拯民同志及其所属部队。一次是由原第1军干部金成柱同志率30余人去安图、敦化、桦甸、蛟河地区,第二次又派原第5军军长柴世荣与季青率50余人去东满地区,以求取得和第1次派出的金成柱同志的联系,继续完成寻找魏拯民的任务。当他们确切得知魏拯民牺牲的消息后,于1941年底返回苏联集训营地。负责执行长期潜伏任务的原抗目联军第5军干部王亚东、冯淑艳夫妇,于1941年冬奉命秘密返回穆棱县泉眼河,以生产做掩护广泛结交朋友,陆续弄清了八面通的飞机场、军用仓库、兵营位置和铁路运输等方面的情报,并及时通过电台将所得材料发往苏联。1945年8月,当牡丹江地区的日本军处于溃退之时,他们迅速组织起一支30余人的队伍,首先消灭了泉眼河的伪警察署,尔后又发动100多人去砸开日本军用食品仓库,将其中的鱼肉、猪肉罐头和饼干等分发给广大群众,武装队伍也发展到200多人,连续消灭了几伙逃散的日本兵,还收降了一支有30余人的伪森林警察队。9月,当他们得知原第5军干部陶玉峰同志已随同苏军进驻牡丹江市时,立即和陶玉峰取得联系,并将他们带领的300余人队伍交给了人民自治军。长期执行潜伏任务的原抗联第1军干部常维宣同志,“八一五”前后在汪清地区也迅速组织起一支200多人的队伍,配合苏军维持治安,以后加入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原抗日联军第3军干部李明顺,是率领小分队执行侦察任务时间最长而且功绩较大的。这个小分队在1945年8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当时被分配在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参加战斗。8月8日,方面军集中了几百名有经验的指战员,准备空降到日本军后方进行侦察并袭扰交通运输线,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战员。由李明顺、赵魁武、孙有成和姜德4人编成的战斗小组,李明顺为组长,每人都佩带自动枪和手枪各一件,并携带有日军的、伪满军的和抗日联军的三套军装,根据具体情况随时换穿。李明顺佩带着日本军少佐军衔,其他3个人分别佩带日军尉官和士官衔。他们还携带有以东北抗日联军名义发布的宣传单,号召日本军投降,号召伪满军掉转枪口消灭日军,号召东北人民群众自行组织起来协助苏联红军消灭日本侵略者。经过一天的准备之后,8月9日晚开始行动,当时在双城子机场同时有三架运输机起飞,每架飞机装载40人,李明顺的小组编为空降第六组。晚9时飞机起飞,半个钟头之后,李明顺小组奉命跳伞,降落在牡丹江以西海林县境内的拉古甸子。10日拂晓,他们进入了沙虎南沟。在和屯子的百家长联系之后,说明自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是来配合苏联红军消灭日本鬼子和解放全东北的。在百家长的协助下,召开了群众大会,号召群众起来抗日。几天之内,人民群众在长期受压抑的状态下逐渐觉醒起来,排除了恐惧心理,由开始只敢在心里同情抗日联军转变为勇敢参战了。三四天后,不少群众拿起枪参加到李明顺的队伍里来,前后消灭了几伙狼狈逃窜的日本军人。除此之外,姜德还通过电台向苏联报告了日军向后撤退的种种征候,使苏军及时地炸毁了日军撤退途中必经的桥梁,加速了牡丹江地区日军的覆灭。于8月14日,解放了牡丹江市。原抗日联军第5军干部傅玺忱同志,是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后奉命伞降至林口地区的。由于和他同时跳伞的另一名同志在跳伞中被摔死了,他只好一个人单独执行任务,隐蔽在山上靠望远镜观察铁路和公路上日军来往的动向,并及时将情况通过电台发往苏联。当苏军根据这样一些报告判断日军已有撤退征候时,就加快了进攻的节奏,使牡丹江至佳木斯一线日军的防御很快地被彻底摧毁。原抗日联军第7军干部夏礼亭同志所率领的侦察分队,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就一直在饶河和宝清之间进行侦察活动。战争并始后,他奉命观察绕河至宝清公路上的动态,直到8月16 日才完成结束工作,率所属人员到宝清县城苏军指挥部报到,并在那里和抗日联军所派出的人员取得联系。原第7军战士郭喜云同志在1945年7月间,曾奉金潜回东北境内,到穆楼县的几个农村专门调查日军有没有征集新兵的动向。查明这一件事,有利于判定日军对于苏联预定于8月即将开始的进攻行动是否已有相应的对策。上述资料表明,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和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后,小分队的侦察活动是最为频繁的。在德国法西斯突然入侵苏联之后,苏联必须对于日本关东军是否借机入侵远东边疆作出准确的判断,以便决定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方针。在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之前,参战部队连以上干部每人都领到一本日本关东军在满洲地区的防御部署手册。这个手册就是根据长期的有系统的侦察活动所收集到的材料经过加工整理而缟挥出来的。虽说抗日联军成员所参加的侦察活动只能是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门中很少的一部分,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小册子中的不少资料都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和战士用鲜血利生命換来的。的确,侦察小分队的活动都是在颇为危险的地区之内,且在工作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他们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与会者李东光、刘巨海、金广才、孙明山、李忠义、陈明、姜焕周、王传圣、钼景芳等同志在发言中说:首先要穿过在敌人严密封锁下的国境线,就是一种冒险行动。要设法避开敌人的巡逻兵,越过边界之后还得采取措施防止敌人跟踪,如掩盖脚印,用烟末或辣椒粉干扰警犬的嗅觉等。有时也专门利用暴风雨之夜或大雪天来越过边界,以求不留下任何踪迹。往往要经过一整夜紧张的行军,才能找到安全地带稍事休息。顺利越过边境之后,又得经过一个星期或10多天才到达目的地。行军道路多半是陌生的,在深山老林里完全靠地图和指北针一段一段地摸索前进。沿途可能会碰到好心的猎人或山珍采集者,会得到一些帮助,但也会碰到经过伪装的敌人派进山里的特务,警惕性不高也会上当,其结果是引来了敌人的搜索队。由于不熟悉情况而闯到敌人设在山里的据点跟前,也是常有的事,对所有军事目标,除利用高地以望远镜观察外,还必须尽量接近目标,并潜伏到目标附近几十米的地方用肉眼观察。这就要利用夜间接近目标,在亮天之前选择好既能隐蔽又能观察出去的地点执行任务。在整个白天不作任何较大的移动,以免暴露目标。即使是潜伏的条件很不好,如在烈日曝晒之下,地下潮湿,或者是卧在冰雪之中,手脚冻得难以忍受也要挺得住。遇到有蚊虻叮咬,或者是虫子爬到身上,只能悄悄地驱赶,不能挥动手脚,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完成任务要靠三条;一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二是有良好的隐蔽条件和伪装;三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至于粮食供应,在最初的10天半月之内靠自己携带是可以的,但以后的时间要靠就地解决,遇到好心的群众,托他代购点粮食是可以的,也有时为了购买粮食而暴露了自己,引来了敌人。在秋系,利用夜晚直接到农田里取些玉米和土豆也是可以的,这是迫不得已的办法,许多时间要靠采集野生植物充饥,山葡萄、狗枣子(弥猴桃)、蘑菇等并非到处都有,野菜也只是夏秋两季可以采到。到了冬天就只有树皮可以吃了,常常要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堅持执行任务。

在这样情况下,参加侦察分队的同志有校大的牺往是必然的。遺憾的是,由于当时保密制度的限制,牺性的人数至今还是无以查考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我们对他们只能是在无名英雄墓碑之前表示怀念,并感激他们为东北人民的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

























备注:彭施鲁著《彭施鲁:抗联教导旅娠出小分队的活动》,也是迄今记录东北抗联教导旅小分队苏联越境,小分队活动详细记载。

黑龙江省存在老区范围夸大、篡改历史以及设立无记载战迹遗址的现象。东北抗联三个路军在《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有各个路军履历表、入境苏联野营人员留在野营人数名单,还有抗联人员因身体问题被派往苏联农场的相关记录。部分抗联人员留在苏联农场生儿育女,有的在1950年以后回到东北,这些人未得到相关政策待遇,原因是被认定没有为东北抗战战场做出贡献 。另外,还有一些东北抗联教导旅人员,受教导旅旅长周保中派遣回东北执行任务,却未按照时间返回野营,这在《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年至1942年派遣名单中有记载,派遣未返回野营名单,这类人活到解放后同样未得到政府相关政策,身份不明且历史情况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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