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个人有边界，你和我也有边界。在公域，我们因互相妥协而保全社会；在私域，我们因互不干涉而保全自己。
1
熊培云的书《自由在高处》，序言里有一段：
美国制宪会议被后世写成了英雄史诗，然而整个过程不可不谓风雨飘摇。
1787年，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争辩后，各州代表因为各执己见几乎要分道扬镳，正是富兰克林的一番话在最后时刻打破僵局，凝聚人心——当时富兰克林白发飘飘，已有八十高龄，是唯一一位坐着轿子到费城来开会的，而华盛顿将军当时也不过五十多岁。
“主席先生，首先我必须承认，对于这部宪法的部分内容，目前为止我并不尽然同意。可是我也不敢说，我永远都不会赞成，我的岁数这么大了，不乏原以为自己眼光正确，可是后来经过深入了解、周详考虑，却不得不改变看法的经验，甚至有许多我一度以为正确的重大事件，事后却发现大谬不然。
因此，我的年纪越大，反而越不信任自己的判断，愈发看重别人的判断。就像许多宗教上的宗派一样，许多人总以为自己的一派拥有全部的真理，只要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一样，就一定都是错的……很多平民也老以为自己绝对无误，就像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宗派一定是对的一样……
先生们，就是带着这些感悟，我愿意接受这部宪法，包括所有谬误在内——如果其中确有错误的话……
先生们，我之所以同意这部宪法，是因为我觉得恐怕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了。我愿意为了公众福祉，牺牲我认为宪法中存有错误的看法……
希望大会中每一位仍然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士，在此都能和我一起，对自己的绝对无误不要那么有把握——并为表明我们的意见一致，在这份文件上签上大名。”
费城制宪会议有两个灵魂人物，一是华盛顿，整个会议他几乎一言不发——有人甚至想要拥立他做国王，但是他的存在稳住了那些对制宪会议将信将疑的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参与一件即将改天换地的大事。
其次就是富兰克林，正是这位被后世誉为“从天空抓住闪电，从君主手中夺回民权”的时代巨子，让与会代表们学会互相妥协并通过宪法草案，而不是“在会场上割破彼此的喉咙”。
富兰克林能有此觉悟和能力，和他追求真理的态度分不开。
早年他在费城办了一个叫皮围裙俱乐部（JUNTO）的读书会。其中有一条章程是，如果你用肯定的语气说自己“绝对对”，或者别人“绝对错”，那么你就是在宣示自己真理在握。这样的时候，你就该缴纳罚款了。
我在最近两年的演讲中经常谈到富兰克林的这段经历，称其为“追求真理，但不强加于人”，或者说“我的真理以你不接受为边界”。而这种包容与自信，恰恰是中国人一直或缺的。
回望这个时代的“真理病”，于官于民，于国家于社会，可谓等量齐观。人们只愿接受自己想看到和想听到的事情，要么赞成，要么反对。
即使一个“韩寒事件”，也能将中国社会撕成两半，原因只是你和我对韩寒的态度不一样。具体到中国未来的走向，极左和极右都令我畏惧。两种激进主义在逻辑上最终必定走到一起，而中间意见阶层则成为两派共同的敌人。
最近几年，我常常遇到两种人，一种骂我不爱国，另一种骂我不爱自由。我想说的是，这两种东西，我都爱。
如果你非要我爱你爱的国，我希望你也尊重我爱的国。如果你非要我爱你想要的自由，我希望你也尊重我想要的自由。
国家和个人有边界，你和我也有边界。在公域，我们因互相妥协而保全社会；在私域，我们因互不干涉而保全自己。
2
关于美国这段历史，我们并不曾认真解读，或者说我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些细节。要么含糊其辞，要么一掠而过。
但整个会议的过程和细节，值得去分析去思考。
首先是“妥协精神”。这次立宪会议，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妥协”。而这次会议的关键词就是妥协，很多人不得不放弃真理，或者说自认为的真理。
比如说解放黑奴，这是由北方代表提出，遭到南方代表的反对，最终北方妥协。
用现在的观点看来，人人平等，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北方是真理的掌握者，而且独立宣言中明确写着人人生而平等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权利。但是北方为什么要妥协？
北方认为黑人是人，南方认为黑人是低级动物，是属于人类的“财产”。
而妥协的一方却恰恰是掌握真理的、正确的一方。（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他们是对的。）
这种妥协，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妥协在我们这里是贬义词，我们一直被教导：坚持真理，宁死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另一个细节是华盛顿，整个会议只发了三次言，开幕，闭幕，会议中间。
他不发言，是担心自己威望太高，他一开口，别人不好不赞同，如果他说的是错误的，别人也会碍于他的声望，而不好意思反驳。
他担心自己的想法会影响别人的想法。
而会议中间的发言纯属偶然，原因是某个人的笔记不小心掉到地上，第二天被他捡到，那次他大发雷霆。
因为会议室秘密举行的，笔记被外人捡到，会议就会暴露。一旦公布于众，那这场会议就无法继续了，所以他才大为光火。
美国民众是愚蠢的，短视的，并不适合参与高屋建瓴的会议，正如书中说的——“人们只愿接受自己想看到和想听到的事情，要么赞成，要么反对。”
《乌合之众》书里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不过是后话了。
这场制宪会议，是发生在我朝乾隆年间，这次会议里面包含的很多精神，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毫不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