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晚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你好!李焕英》,里面有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打我有记忆起,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所以我总忘记,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
打我有记忆起,我妈就是“青石婶”,她除了是我们四个孩子的娘,她还有个绰号——大家都叫她“娘”。
父母结婚时,父亲还在马尾粮食转运站工作。我小时对“马尾”这个地名有许多的不解,何故?何地叫了这名字?是离我们好远吧?听母亲说新婚后,父亲竟自去了工作单位,而她也离开了五福庙,回到娘家住着。第二年末便在外婆家生下了大姐,只是揪心的是,大姐出生时左手大拇指边居然又长了一小节指头,像个小树杈。自此得了个“十一指”的外号。这可怕的外号一直伴随姐姐到她十五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因着什么事这么叫过她,姐非常难过。后来父亲带她去南务里海军医院做了个小手术。回来时姐姐的手包着白纱布,她用右手紧紧地握住。自此在左手大拇指边上留下一个疤。渐渐地大家都忘却了这事,但或许那个疤留在了姐姐的心里。
母亲说,大姐小的时候在乡下外婆家也是特别娇贵的。这个“街中仔”胃口不好,每次父亲从马尾回来,买了瘦肉、猪肝炖汤给她喝,为了喂她喝下瘦肉汤、猪肝汤,外婆从厅堂前走到厅堂尾,还不给喝下一口。打小就光会长个不长肉。
大姐出生后,父亲便为母亲争取了一个做家属工的机会来贴补家用。母亲每天早上便从后门友村走十里路到城里的粮食加工厂做家属工,中午回到五福庙的家中草草煮顿饭吃,下午继续做工,做完后又走十里路回到后门友村。冬天时到家天都黑了。这一路上若能遇上到城里拉粪的马车坐上一段路,母亲就会轻松许多。后来她的四弟——她伯父的儿子买了辆自行车做客运,有时空车从村里来城里,正好碰见堂姐就载上一段路。可这被母亲的伯父碰见后,自行车后座位也不让坐了,怕她四弟费了力又不挣钱。母亲说这些时就感慨人心的凉薄,她打小失怙,寡母又是个耳聋的妇人,入赘的后叔又不管事,她是觉得没有一人能为她遮风挡雨,庇护于她,所以自小就要强。
母亲就这样风里雨里来来回回走了多年,这样长久地走路就为了每天挣6角9分钱,而且每天也有严格的上工下工时间,迟到了扣钱,早退了也扣钱。母亲每天的感觉就是“慌”:每天天蒙蒙亮要早起做些农活,还要喂孩子,然后掐好时间出发,来到厂里,她们这些女工所做的就是补麻袋。
粮食加工厂在礼拜堂后面,沿着礼拜堂西边的青石板路往北走,一座大铁门围起一座特别的城堡。右边耳房是传达室,往里走机器轰鸣的那座房就是把谷子变成白米的工厂。再往北是榨花生油的油厂。西边3、4座方正坚固的石头房是用来储藏粮食的仓库,铁门左侧那间石头平房是尘土飞扬的麻袋间。
那年头装粮食的是巨大的麻袋,运回来的谷子在加工厂里经过机器变成白米,白米装到麻袋里运到粮食储备库。剩下的谷壳又粉碎加工成糠,也装到麻袋里。麻袋反反复复使用难免就破了,有大窟窿或是小窟窿,母亲所做的就是把窟窿补上让麻袋能够重复使用。
绕着麻袋间的墙根有二十多个用石块垒起来的座位, 每天都有负责杂工的工友把浸泡好的麻和当天要补的20条麻袋分到她们固定座位前。母亲所使用的工具是一把20厘米左右长的钢针和一把大剪刀。到了厂里,母亲先穿上工衣,围上一张大围裙,带上一个布做的边上加了松紧带的帽子。因为这是一个很脏的活,麻袋可能装过谷子,还稍微干净些,也可能装过糠,只要一撑开麻袋,就扑你一脸的糠粉,所以先要做一些防护措施。母亲把一片麻用手撕成四小条,拿一条穿过钢针的针孔,她拿起面前的一条麻袋,两边手把袋口撑开先检查一下有几个破洞,破洞的大小。若破洞小,直接用麻绳横着竖着缝几针就好了,若破洞大,要从一条不能再用的麻袋上剪下一块来,把这块麻袋布补到破洞上,剪下的麻袋布要比窟窿大一些,把四边朝里缝好,缝成一个漂亮的补丁。一个麻袋若只一两个补丁,很快就缝好了,若窟窿多又大的话,就要缝好久。看似简单的工作,等母亲劳作好了,她的眉毛,露在布帽外面的头发都灰扑扑的,沾满了灰尘,鼻孔里也沾满粉尘。母亲把补好的麻袋一条条叠好,送到女杂工那里去检查。若全都补好了,到了一定的时间就可以下班,若检查出还有窟窿,就要继续补。手脚勤快的母亲一般都会比别的阿姨们早下班。她还要走十里路回到乡下的女儿身边呢。
67年初,大哥出生在五福庙母亲的油漆大床上。家里添了人口自是欢喜,可是谁来带这个小婴儿呢?听说满月后母亲急着去去做工,因这个家属工的位置若长久空着就会被别人顶替。她把大哥和他躺着的摇篮搬到正房央请奶奶照看,奶奶只看了一个上午,就把摇篮搬回了母亲房里。母亲怕失去家属工的工作,无奈之下,请了领居家一个九岁的女孩来照看睡在摇篮里的大哥。大哥小时能睡,这个小姑娘就在摇篮边摇摇篮,大哥睡了,她也趴在摇篮边睡,大哥醒了,就再摇摇。母亲每天付给小姑娘4角钱。如此过了四个月。母亲把大哥也带回乡下让外婆帮忙带,她又开始一大早奔忙的日子。
68年秋天小哥也出生在五福庙的油漆大床上。这中间的苦日子母亲是怎么度过的?可能因为太忙吧,母亲也给忘了。
孩子们出生、长大,一家人挤在十平米的房子里,这实在不是个事。“起厝”便成了母亲的人生大事。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心心念念要盖房。此时,父亲已经调回来在竹屿粮食转运站工作。每个月32元工资,要养活一家五口,还要赡养两边老人,母亲的一点点钱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69年,大叔公家的伯父有两分地即将被收公,问父亲是否需要宅基地建房?母亲非常高兴得到这两分地。多年来母亲辛勤劳作加上聘礼的200元钱,当年因木料也是凭证购买的,所以攒了多年木料的票证才购置了十几根杉木,准备盖房子。
接下去就要购买石料了,因攒下的钱十分有限,父亲决定购买比米色的花岗岩便宜的青色花岗岩。两分地大概100多平米,前面留下五米,8×10的地只盖了4×10的一间青石瓦房。69年底,在旧县委东边围墙边上父母亲终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瞅了个好日子,一大清早父母亲就带着三个孩子搬家了,八岁的姐姐手里拿着拨火棍,大哥手里拿着簸箕,(海岛的风俗是搬家时每个人手里都应该拿一件东西)母亲抱着小哥,小哥手里拿一幅筷子,父亲挑着一应家什,一家人来到新房,顿时像从鸟笼里飞了出来,虽然也才40平米的房子,但是显得那么宽敞。在东垄庄住着,他们从东垄井取水喝。
70年已经8岁的大姐去城北小学念一年级,可能是因为从四五岁起就带弟妹,父母也无暇顾及她,学习起来有点困难。只上了一个学期因父亲在竹屿粮食转运站工作,全家又搬到他的工作所在地,姐姐也因此辍学。
父亲在北务里租了一间民房,71年我出生在这个临时居所里。小时候的我胖乎乎的,比我大八岁的姐姐负责看我,要背着、抱着这个大胖闺女实在是一件难事,旁人又看着这闺女白白胖胖的,像个棉花糖,难免接过去抱抱,有手欠的小孩大人用指甲掐我,手臂上留下一道道深痕,父母亲见了自然心疼不已,就责骂大姐。大姐十分委屈,又受了累,又没落下个好。
我小时因为胖,邻居马车婶好奇这孩子有多少斤,就拿了个菜篮子,把我放进去称,小哥看到了,不知人们要把我怎的,马车婶就说:“要把妹妹送人!”小哥听了大哭,怎么也不让。后来听家人说起这事,就觉得小哥从小稀罕我,自然与小哥的情感最好。
72年底因父亲的工作调到101战备粮库,全家又从北务里举家搬迁,这是个十分偏远的地方,我毫无印象。在大姐记忆中那个地方有点可怕,一到夜晚她都紧张得要命。特别害怕父母吵架,家里气氛不好,就更令她胡思乱想。
74年一家六口才真正回到东垄庄居住。在此期间我们的房子也租给一个工作人员的家庭居住,月租才5元,而且租客提了个要求:需要一个干净的水泥地坪。父亲托一个朋友买了几包水泥,我们家就刮了个在当时来说很稀罕的水泥地板,光洁平滑,对于都是黄土地坪的各家各户,就好像我们拥有高档的大理石地板。只是印象深刻的是一到二三月的回南天,我们家地板就冒汗,一层水光,简直能开小船。后来我们家住着的时候,夏秋冬三季都很舒服干净,但回南天时那日子简直是挨着过,家里的物什都要漂起来了。看来海岛并不合适这么细腻高级的水泥地板。
我们家因着外观是青色的石头,邻居“鸭蛋”阿姨把母亲叫做“青石婶”,一说起我们家,大家就以“青石家的”相称,对于新来的我们既有点亲切,又有点排斥。
邻居阿女娘回忆我们一家人搬回来时的情景,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挑子前面一个男孩,后面一个女孩,箩筐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家人浩浩荡荡的,比第一次搬来时多了个胖乎乎的小丫头。
我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回到城关不久母亲又怀上了,她孕吐得厉害,就是看到白白稀饭也感到恶心呕吐。因为吃不下饭,身体毫无力气,母亲担心做不了家务,照顾不了孩子,央妹子阿姨带她去打胎,妹子阿姨爽快地答应了,并带她去做了人流。父亲事后知道了,对母亲非常不满,迫于生计,母亲也有太多无奈。她事后说起也感到可惜,说要不是妹子阿姨那么积极带她去,我就有一个弟弟或妹妹了,我就能当姐了。
回来一段时间后,母亲还是想着去做家属工补贴家用,管工的卢工作员安排母亲去做杂工,做杂工时间长,要上满8个小时,日工资是比麻袋工多了一角多,可母亲是个单手工:要照顾四个孩子,还要养鸡喂鸭,母亲在2分地的空地上开展了新的养殖业。母亲更愿意做日工资只有六毛九的补麻袋的工作。可是管工的人说:”我的老婆还在乡下没工做,你们还挑三拣四?”母亲再次遇到了难题。
后来粮食局里一个管妇女工作的杨领导找到我们的“街村长”,说是若母亲同意去“结扎”,她就出面去找管工的卢工作人员让母亲去做麻袋工。母亲一听有一个机会,也管不了许多,立马答应。计划生育从解放初的提出到六十年代的试点,七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实施,提倡“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母亲正赶上计划生育潮,也为着生活的缘故,母亲选择去做“结扎”手术。
母亲跟着街道工作人员来到公社,有许多个妇女已上了手术台做好了,地板上打了了个通铺,她们就那躺在那休息,不时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手术室里不时传来杀猪样的嚎叫声,一起来的一位姐妹吓得怎么也不愿意做,死活挣扎着跑回去了。母亲硬着头皮上了手术台, 可能当时的麻醉不咋地的缘故吧,母亲说她都能感觉到医生在她身上寻找输卵管,一下一下的持续了5字钟,大约是半个钟头吧,她的后脚跟也跟着抽动,不知是疼的还是吓的。做完手术,她在公社的地板上躺了三天,一瘸一拐的回到家。父亲请了个假匆匆回来一趟,看到母亲又一次自作主张,十分恼火。他买了十斤线面,就又扔下身体虚弱的母亲回到工作岗位上。母亲自此落下了腿疾,右边脚伸不直,一走动腰也疼得不行。
母亲重新获得做家属工的机会,天天拖着病腿在家和工厂两头奔忙。好在补麻袋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只要上下午各完成相应的量就可以下班回来照顾家庭。
为着家庭,为着孩子,母亲实在太勇敢了!母亲是如此爱我们的家,爱我们四个孩子,她悲苦的童年给她留下巨大的阴影,也让她绝不愿我们失去她的庇护,她像母鸡爱小鸡一样地爱着我们,以至于一起补麻袋的姐妹看她着急忙慌只为着家里的孩子的,调侃她,学着我每次娇声叫“娘”,一起跟着我们叫她“娘”,“娘”成了母亲的外号。
等我记事时妈妈人到中年。妈妈梳着个“解放头”,齐肩的头发往两边用发夹夹上去,右手边是一枚银色的宽发夹,左手边是两枚长的黑色的普通发夹。这是七八十年代,中国妇女最流行的发型,这种发型长度在肩膀以上,本色、自然。在我眼里,仿佛每个妈妈都是这个样子。
回到东垄庄后,父亲就为姐姐姐姐联系上学。姐姐已经11岁了,个子又高,再上一年级怕不合适,就找了一个相熟的老师说能不能让她直接上二年级。得到同意后,姐姐就上了二年级,开头一段时间跟同学差距还是很大,渐渐地,姐姐就跟上大家,而且开始拔尖,学习成绩优异。只可惜姐姐因是长姐,家庭需要她帮补家用,种种原因姐姐只读到小学毕业,没能继续学业,这是姐姐的遗憾,也是我们家庭的遗憾。
我们兄妹仨也陆续上学了,父母和姐姐努力工作,供养我们。我记得我二年级时,9月份快开学了,家里凑不够三个孩子的学费,母亲把她唯一的金首饰,一幅耳钉拿到北街的金店去卖。卖了三十多元钱,凑齐学费,让我们能够上学。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家人的生活在父母辛苦工作中,孩子们也非常懂事地分担家庭家务劳作下,总算过得不错。父母最经常因极少的三四十元工资如何用而产生意见,母亲心心念念要起个大厝,处处节省,父亲觉得不能在吃的、穿的上亏了孩子,花钱时手头稍微宽了些,两个人总是要争吵。真是“没钱夫妻百事哀”!这是那时代的大部分人家的生活写照,青石婶一家在东垄庄的生活还在继续。随着孩子们的长大,青石小屋已经显得非常逼仄,青石婶一家啥时能起个“大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