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北大街的晨光，总先照亮快到街尽头的那间挂着“老顾理发店"的褪色木牌（现人民北路北都宾馆正对面），字是老顾自己写的，笔锋规整。那是间租来的一楼门面房，格局挤得像块浸了水的海绵：左边是理发区，一张掉漆的理发椅孤零零立着，椅背上搭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边角都磨出了毛边；右边隔出一间卧室，卧室旁又塞了个更小的隔间，里面刚够摆下两张小床，是大儿子亚海和小儿子亚龙的住处，两个姐姐早已出嫁，家里便只剩这娘仨和老顾。
楼上住着房东，两家偶尔会起争执——或是房租迟交了几日，或是煤炉的烟飘到了楼上窗台，吵起来时声音能飘出半条街，可往往吵上几句也就歇了。唯有亚龙，每次都梗着脖子要往楼上冲，攥着小拳头喊“不许骂我爸”，被老顾一把拉住胳膊按在身后，那副不服气的模样，倒成了街坊们茶余饭后偶尔议论的小插曲。
理发店的一天，是从老顾磨剃刀的“沙沙”声里醒过来的。他中等个头，背有点驼，手里攥着柄磨得发亮的剃刀，在荡刀布上反复蹭着；面前铜盆里的清水漾着光，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肥皂水味，清爽又家常。墙角的煤炉上永远温着一壶水，旁边的小方桌是他的“酒桌”，一碟炸得喷香的花生米、几片酱得入味的萝卜，就能陪着他慢悠悠喝上一个多小时黄酒——这是老顾雷打不动的习惯，一日两餐，每天一斤，多一口不贪，少一口不行，仿佛这酒里藏着撑起日子的力气。
店里的活计，大多是老顾和亚海搭手。亚海生下来脚就有点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话也少，可手上的功夫却把老顾的手艺学了个精。剪发时他总低着头，睫毛垂下来遮住大半眼睛，手指灵活地在剪刀与梳子间穿梭，无论是邻里老人要的“平头”，还是年轻小伙赶时髦的“三分头”，经他手后都服帖得很，连碎发都扫得干干净净。有次隔壁阿婆的孙子要拍周岁照，特意绕路来让亚海剪“西瓜头”，孩子坐在椅子上咯咯笑，阿婆站在旁边看着，夸道：“亚海这手艺，比城里大店的师傅还强！”
小儿子亚龙则是个十足的“活宝”。这孩子坐不住，书念得不怎么样，调皮捣蛋的本事却不小。老顾想教他理发，他拿起剪刀没剪两下就嫌胳膊酸，要么偷偷溜出去摸鱼抓虾，要么在店里跟来理发的小孩追着打闹。有回他趁老顾不注意，把理发椅的液压杆掰得“嘎吱”响，结果椅子卡住降不下来，害得一位老伯半站半坐地剪完了头发，老顾气得拿起鸡毛掸子追着他在巷子里跑，亚龙边跑边笑，引得街坊们都探出头来看热闹，连骂人的老顾，嘴角都忍不住撇了撇。
老顾的老婆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人，话不多，手脚却不停。每天早早起来烧火做饭，帮着打扫店面，闲时就坐在门口的小凳上缝缝补补，针脚细密又整齐。她也爱喝两口黄酒，可老顾总把酒瓶藏在柜子最里面，说“女人家喝酒误事”。偏偏有一回，老顾把装着“乐果”的黄酒瓶随手丢在墙角，忘了交代。老婆见了瓶里琥珀色的液体，以为是他藏的好酒，偷偷躲在角落里喝了大半瓶，没一会儿就脸色发白、浑身发抖，口吐白沫，连手里的针线都掉在了地上。老顾吓得连围裙都没解，背起她就往北门的舟山医院跑，幸好离得近，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命。从那以后，老顾的酒瓶子上都贴了张红纸，写着大大的“酒”字，再也不敢马虎。亚海的饭量，在北大街是出了名的。那时候用粮票，他正是长身体的年纪，顿顿都觉得没吃饱。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准会端着个比脸还大的海碗，从里间出来找“点心饭”——满满一碗白米饭，上面铺着中午剩下的带鱼冻，鱼肉冻得结结实实，带着鲜鲜的海味，再撒几片烫熟的大白菜，简单却顶饿。他蹲在门口的石阶上，“呼噜呼噜”吃得飞快，没一会儿就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连沾着的带鱼冻都没落下。老顾老婆见了总叹气，嘴上说着“这孩子，饭量能抵两个壮劳力，粮票哪够啊”，可第二天做饭时，还是会悄悄多蒸半碗米。
老顾的店门口，说是“小社会”一点也不夸张。每天下午太阳不那么烈了，周围的老头老太就陆陆续续来凑堆，老顾老婆早早把竹凳、木凳搬出来摆整齐，我外婆更是这里的常客。几乎每个凉快的午后，外婆都坐在最外面的椅子上，手里摇着把大蒲扇，和柯阿婆、王老伯们聊得热火朝天。我偶尔回外婆家，远远看见她坐在人群里，蒲扇摇啊摇，脸上带着笑，心里就觉得格外踏实。
来理发的客人，大多是北门外义桥村的村民。他们每天天不亮就挑着担子，把自家种的青菜、毛豆、六角、花生，还有刚从地里挖的红薯，都挑到城里卖，等把担子卖空了，偶尔会绕到店里理个发再回家。老顾跟他们熟得很，剪头发时就唠家常：“今年收成怎么样？”“还行还行，就是雨水多了点，菜长得慢。”要是赶巧快到中饭时间，理完发，老顾总会笑着说一句：“饭吃起！”语气热络得像招呼自家人。
可就因为这句口头禅，还闹过一次“心疼事”。有年秋天，老顾一早特意去半路亭斩了一盆白斩鹅，鹅肉肥嫩，浇上鲜美的卤汁，香气能飘出老远。他特意跟老婆孩子说：“这盆鹅肉我自己吃，你们不许动。”结果上午，义桥村的一个熟客大伯卖完菜来理发，理完后老顾习惯性地喊了句“九饭吃起”。大伯眼尖，一眼看见桌上的鹅肉，笑着就拉过凳子坐下：“老顾，你这鹅肉看着就香，我可就不客气了！”老顾话已出口，不好推辞，只好拿出酒杯，给大伯倒了酒。两人边喝边聊，不知不觉，一盆鹅肉就见了底。等大伯心满意足地走了，老顾看着空盘子，心疼得直拍大腿，嘴里念叨着：“我的鹅肉啊，本来能吃两天的！”从那以后，快到中饭时间，他再也不说“饭吃起”了，顶多笑着摆摆手：“下次再来坐！”
后来，北大街开始拆迁，老房子一间间被推倒，“老顾理发店”的木牌也被摘了下来，连同那些肥皂水的味道、黄酒的香气，一起埋进了尘土里。亚海通过招工，进了芙蓉洲路那家民政局办的工厂，成了一名工人。他买了辆残疾车，每天开着上下班，路过曾经的北大街时，总会放慢速度，多看几眼那片已经建起新楼的地方，仿佛还能看见当年理发店门口，父亲磨剃刀的模样。我偶尔在路上碰到他，他还是老样子，话不多，笑起来带着点腼腆，停下车聊几句，说工厂里的同事都很照顾他，日子过得安稳。
再后来，亚海也退休了。他没搬远，还住在离芙蓉洲路不远的老小区里，家里养了几盆月季，花开的时候，总会摘几枝给我送来，花瓣上还沾着晨露；邻居家的下水管堵了，喊他一声，他准会拎着工具来帮忙，虽腿有疾，也不妨碍。碰到义桥村来城里赶集的老熟人，他还会拉着聊几句当年理发店的事。有次我在菜场碰到他，他手里提着刚买的带鱼，鱼鳃鲜红，看着就新鲜，看见我就笑着打招呼：“好久没见了，还记得你小时候，总来外婆家玩呢！”阳光落在他微驼的背上，暖融融的，像极了当年在理发店门口，那个斜蹲在石阶上扒拉“点心饭”的大少年。
小儿子亚龙也渐渐没了音讯，有时候路过芙蓉洲路，我总会想起北大街上的那家理发店——想起老顾的黄酒、老顾老婆偷喝“黄酒”的惊险，想起亚海的剪刀、义桥大伯吃鹅肉的爽快，想起午后门口外婆摇着蒲扇的模样，还有那句再也听不到的“饭吃起”。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人和事，就像北大街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平了痕迹，却永远留在老邻居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