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印刷厂离我家不远，我们边玩边走也就十来分钟的路。
大概每个县都有一座文化馆，一家电影院，一个新华书店，一到两所小学和中学。当然也必须有一间印刷厂，没有普及复印机的年代，印刷厂业务繁忙。
我八九岁的时候，世界是砖红色和青灰色的。红砖或者青砖的建筑，水泥路面，旧得脱了漆的课桌，傍晚时分工厂烟囱吐出的滚滚尘烟。印刷厂属于青灰色。狭长平房，油腻机器，穿工作服的工人们，连一摞摞没有印上字的大张白纸，在昏黄的灯下也泛着青幽幽的光泽。
我们常扒着印刷厂临街的窗户张望里面的神秘世界，哐哒哐哒，卷进吐出，白纸印上文字或者图案，一张又一张，越长越高。邻家小哥哥阿不旦说里面没准藏着期中考试卷子，于是我瞪大眼睛想看清楚那上面蝌蚪般的字迹，却一点便宜也没捞着。
靠窗地上堆着印好的东西，但从没见过有字的，都是些年画、挂历，还有大张的扑克牌。一整版的国王或者王后，手握权杖，隔着窗户对我们似笑非笑。
扑克牌拿再多也没意思，我们早玩腻了，如果印刷厂有熟人就好了，说不定能帮忙弄张卷子出来。
其实那些穿着蓝灰色工作服穿梭在一组组机器中间的工人里面，还真有一个认识的，只是这件事他不肯帮我们。
他姓张，听说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张清华，本名倒没几个人知道。他是某年县里的高考状元，在清华大学读到第三年突然发了精神病，因为这病才被分回原籍。这些年全县考到北京和上海的大学生都没回来，他是唯一一个。
不知柴米贵的我们不太明白清华大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只记得大人们聊天谈到他时，都觉得惋惜。他们说聪明人得精神病的比较多，因为太聪明就不容易快乐，得了精神病后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感觉不到痛苦，也许是老天爷的仁慈。可那些医生偏偏要把人家拉出来，治到又能觉知痛楚才放手，这世界，到底谁不正常，天知道呢。
印刷厂宿舍离我家很近，隔了两排平房，好朋友佳佳住那儿，我常过去玩，也就常能见到张清华。
他天天戴一顶工作帽，眼镜片有酒瓶底那么厚，面色青灰，看不出年龄。他几乎不和人说话，大人们也不主动和他产生交集，下班后若天色尚早，他就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边抽烟边看书。那书比字典还厚，让他像被粘在椅子上一样，直到天黑。
我很好奇是什么书，有一次大着胆子凑过去问。他挺和蔼，合上书给我看封面，书名是英文的，我看不懂。他说里面有很多好看的故事，是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写的，叫莎士比亚。这个名字有点奇怪，我翻了翻，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单词。
“你能看懂这么多英语？”刚学会写两百字作文的我，对能看这种“天书”的人肃然起敬。
“这不算什么，你好好学习，长大了不光能看懂，还能用它们写文章呢！”他真谦虚，我有点喜欢和他说话，完全忘了他有那种病。
仔细瞧过他，帽子下露出的脸庞倒是光光净净，双颊瘦削，眉毛浓黑英挺，应该算个漂亮的叔叔。只是眼镜后面的目光空洞，偶尔直勾勾盯着一个地方的时候显出有些异常，若被他这么多盯几秒，我背上的汗毛也要竖起来。好在他不常这样，反而看人时的眼神有一种无辜，好像连小孩子都可以欺负他。
熟了以后，他会允许我和佳佳进他家里“参观”。并不是所有小朋友都有这机会，这让我有点骄傲，而且觉得自己很勇敢。
他的家很干爽幽静，落地的暗红色金丝绒窗帘隔绝了外面的热浪，两个大书柜里满满都是书，让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桌上有几个魔方，他玩给我们看，三两下就转成每个面颜色相同，和魔术师一样。让他教了几遍也没学会，我有点沮丧。
他拿出象棋、围棋，还有一种黑白格棋盘、棋子上雕有十字和马头各种造型的，他说叫国际象棋，我连见都没见过。
这些棋我们都不会下，他有些失望。我问他有没有跳棋，他说没有也不会。我很得意，说可以教他，班上还没人下得过我。
佳佳从家里拿来跳棋，我们搬出几个凳子在他家门口玩起来，只讲了一遍规则他就说可以了，第一盘赢了我五步，后来我输得更多。他兴高采烈，青灰的脸色变得明朗，笑起来的样子比发呆时好看多了。
连连输棋的我却不开心，不肯再下。
“再玩一盘吧，要不我先让你三步，好不好？”他近乎哀求了。
“不下！天黑了，我要回家。”心知让五步也难赢，我拒绝给他机会，在他落寞的目送下走了，后背并没有发凉。
后来他说教我们下国际象棋，可惜几个女孩并没什么兴趣，倒是拉着他一起跳房子。他跳房子真不行，单脚立不住一会儿，左摇右晃和小娃娃学走路一样可笑。输了就要刮鼻子，于是他的鼻子被我们狠狠地刮到通红。
阿不旦撺掇我去问他能不能偷到卷子，他表情很严肃，说小孩子要诚实，好成绩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千万别学那些歪门邪道。我被他盯得脸发热，再也没敢提这事。
除了用厂里的次品扑克和我们玩一阵“加减乘除二十四”，那个夏天大多时候张清华仍是坐在门口看书，偶尔会抬起头看我们做游戏，用嘴吐出浓浓的烟圈，一个接一个，那是他的游戏。
我有幸可以借他的书回家看，但他要求须得干干净净还回来，弄脏的话不能再借。我就格外小心，唯恐失去这特权。
在挑书的时候常会看见他妻子，圆脸短发，白净和气，每次都拿零食给我吃。我很诧异居然有人愿意嫁给张清华，而且长得还很好看，笑起来眼睛像弯月。晚饭后他俩一起散步时会从我家平房的路口经过，他妻子会和熟人打招呼，被牵着手的张清华很乖地跟着走。我看着这样的他们只觉得舒服。
等他们消失在越来越浓重的夜色里，大人们又开始感慨起这女人。他俩是高中同学，女的考上医学院，为了张清华放弃了留省城大医院的机会，回到县里而且要求分在精神病院。那里又破又小，福利待遇差，说出去也不好听，是没人愿意去的地方。
她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毅然和张清华结了婚，一心一意维持着他的病情稳定。张清华按时服药，每天上班、回家，两人一起看书、下棋，七八年里没有再发作，连他父母的相继离世也安然渡过。
他妻子有个很好听的名字，眉如。他们俩一直没生孩子。
那年冬天，张清华的病开始反复，听说是因为产生耐药性才控制不住，换了几种药效果都不佳。他频繁地进出医院，出院后厂里也不敢让他进车间，怕他哪天把手伸进机器里，或者把自己当成纸给切了。调去烧开水，职工们又怕他啥时发了病偷偷下毒在水里。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张清华可以不上班，工资奖金照拿，于是他赋闲在家，成了年轻的“退休工人”。一年后新的治疗方案起效，病情趋于稳定，少有发作了。
不过大人们悄悄叮嘱，不要再和张清华玩儿，说不定他什么时候犯病会伤害到人。后来的夏天越来越热，我的功课也越来越多，慢慢地少出去玩了，就没怎么见过张清华。
外出读书的那年寒假，听父亲说张清华走了。一年前得的肺癌，手术后一直卧床，眉如独自照顾他，走的时候身上干干净净，一个褥疮都没生。我开始学医学知识，知道这背后要多少付出。
张清华走后，很多人给眉如牵线做媒，对象包括新丧偶的县长，她都一一回绝，把母亲接来一起住。我遇过她一次，瘦了些，脸色比从前苍白，多了丝丝白发，孤独的背影让人心酸。
没过两年，眉如也走了。听说是心梗，睡梦中走的，没有痛苦。
多年后，看到扑克牌时我偶尔还会想起那间机器哐哒作响的印刷厂，戴着帽子的张清华在一丝不苟地工作，还有他家的书柜和金丝绒窗帘，那位柔美冲淡的眉如阿姨，他们笑的样子都很好看。
那时的世界是砖红色和青灰色的，但并不晦暗，即使下雨也温暖、明亮。那时的我不懂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