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读后感

　　张羞的长篇小说《鹅》是一个世界级的先锋文本。如果说，是时间使既往的文本变得陈旧，则时间是通过《鹅》这样的新文本行使其权力的。

　　先锋，不仅意味着它向小说这一文体现状发起了冲击，而且要求一种阅读的革新。写作与阅读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对于先锋写作而言，类似于要创造一颗行星，并为其建立星轨，要面对一种复合型较量。

　　事实上，在一个写作者这里，阅读提前发生了。一种预阅读。他得针对一个尚属意识状态草图的前作品，就其与阅读的关系，做出决断。展望作品可能的阅读前景，关乎写作界面的建立，以及写作的走向。写作艺术之先锋，挑战旧格局近乎其本能，自然也要挑战旧的阅读，否则便没有多少写的必要。许多时候，阅读的因袭比写作更严重，它鼓励了平庸。阅读之旧，因被挑战而显现，同时，先锋也需要挑战它以为自己正名。读者，作为一个后果，要么被抛弃，要么接受被驯服。

　　阅读《鹅》的时候，我发现，旧的阅读从未受到它的迎合、诱导和鼓励。也就是说，在写作的过程中，读者被作为了写作过程中的杂质，张羞对它们进行了过滤。拒绝取悦于所谓广大读者，是先锋的伦理。

　　当然，要想彻底过滤，达成一种写作的真空状态，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要决定写作的方位，得与另外一些写作者较量。另一些特殊的影子读者。张羞将影子读者置之于强硬的对立面，建立了一个敌对的心理屏障，为写作造就了尽可能的净空效果。这是《鹅》卓尔不群的前提。

　　张羞首先是一个先锋诗人。诗人写小说，不乏先例。然而，写小说的诗人大多展现出对身份的灵巧切换，他们屈从趋附小说惯常陈旧的文体规训，并没有因为诗歌的写作而给小说带去有冲击力的东西；不客气地说，他们之所产出，大多不过在小说的过剩上增加了一点新的贫乏。

　　《鹅》是张羞挟以先锋诗歌写作的健旺势能，对小说的一次跨文体入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小说，先锋性极度匮乏，清一色故事的奴隶，近亲繁殖，沦为了影视脚本或消遣性泡沫读物。现代小说的一个显明特征，它必须能抗拒改编。自卡夫卡以来，世界小说已几度迭代，中国小说仍是写在今日却是昨日的僵尸表演。没发现可与《鹅》匹敌者。小说的庸常秩序遭到了《鹅》的干预，小说这一文体现状为张羞所冒犯。

　　可以说，正是《鹅》的出现，“什么是小说？”的问题才重新被拉回到了小说的视野之中。《鹅》是对小说的重估——囊括但不限于对小说的定义、价值、体式、语言、伦理以及未来的重估。

　　《鹅》是一个异质混血的审美综合体。得之于，张羞将其先锋诗歌写作的尖锐观念和艺术储备大规模侵入了小说之中。入侵，是诗歌对小说的拯救。《鹅》显示，张羞在写作中做了近乎极端的语言/形式主义试验，语言第一次在小说中占据了独裁性的主体地位。总的来说，《鹅》不仅是一个关于先锋叙事而且是关于语言/叙述本身的恢弘传奇。

　　不否认，小说自然会对小说提出要求。毕竟，非小说（小说的异端）也是小说。怎么处理小说极有限的对其内在规定性的要求，关系到对小说的入侵到底能够走多远，到底应该走多远的问题。挑战的压力在这里。《鹅》，小说作为一条原则被保留了下来，哪怕它更像一个保留的假象。

　　《鹅》在文本中直接嵌入了一个故事源：

　　“它是一部讲述一头雌鹅在童年时代被强暴后逐渐变性为熊鹅并引起高血压、失语、认知功能障碍、躁郁症、被爱妄想症等一系列并发症在饲养员指导下走上修真之路最后在快要逼近筑基之时万念俱灰投河自尽的半自动小说。”

　　一个孤立的噱头。貌似对小说的内在要求做了妥协，实则为一个抵抗的策略。这个噱头，我认为它仅可算作一个与写作行动和文本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做量子纠缠性质的抽象物。在写作中，它对语言产生引力，对叙述的大致方向做必要的牵制；在文本现实中，它属于一个无厘头的反悬念。这样一来，《鹅》所申明的小说这个界定，就成了作者的自作主张，扔给读者的一个先入之见，一个激起了对故事的期待但又从来没有打算给予满足的阅读之局。

　　事实上，据张羞自己说，在《鹅》写作中，的确预埋了隐形故事线。这就更有意思了。我发现，它遭到了凿镂式的处理，小说通篇都在肢解它，粉碎它，稀释它，埋没它，消灭它。显然，故事被叙述所处决，仅剩一点极其隐约的空痕。巨量的炫目的外围书写似乎致力于展览这个空痕同时又致力于遮蔽它。所产生的效应相当奇异：一种副本化甚至超副本化的写作；换句话说，小说成了一面镜子中映出的另一面镜子破碎掉落之后在墙上留下的边框印。小说的故事被瓦解的印迹。

　　非常明显，故事被瓦解，这下，处理叙事的推进问题，就比较棘手。《鹅》克服了这一困境，它取消了时间叙事，而将所叙之事闪念化、原子化，制造出繁密的叙述支点，并且，不遗余力地使其盲目，跳跃，并置，错序。拒绝给它们一个总体性的归宿倾向，也就阻止了它们的凝结。

　　同时，《鹅》植入了许多关于历史、政治、社会、哲学、宗教等等意义信息残片，恍如预留的可供阐释的意义切口，给了读者附会性地创造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的机会。而在我看来，植入，重点在并置的事件单元之间制造一种间离，毁掉情节生成的可能，引起阅读的迷失。

　　很大程度上，叙述本身成为目的，单元事件不过是叙述用以施展身手的道具。事件本身被雾化，变成了语言的流逸。语言僭取了事件的位置。

　　一个语言/叙述的奇观因此诞生。以“鹅”领衔，掀起了带涌浪特征的叙述。

鹅是什么？它被伪装成了小说的单一主体角色，实际上是一架用以颠覆小说主体角色的特洛伊木马。一只鹅，一群鹅，无数人，无数异形，甚而抽象的共同体，潜伏在同一个面具之下。鹅，成为一切潜角色所生产的语丝的交织点，令人眼花缭乱的换频叙述建构了辐辏形的语言体系。

　　更突出的在于，借以这只罕见的鹅，张羞获得了一个大功率的语言动力装置，发起了在小说史上堪称迄今最为独异最为疯狂的造句运动。

　　可以想见，当张羞写下“鹅”，他的闪念语言便进入了自生产程序，叙述的涌浪跌宕起伏，令人叹为观止。以至于让人不禁好奇：到底存在不在语言的永动机？或者，叙述的边界在哪里？叙述的动力何时能耗竭？

　　《鹅》创造了语言的失忆形式，使“写，就是和读一起消失”得以实现。它以小说的方式道明，“除了语言，没有什么是不可理解的”实属深刻的哲学洞见。

　　《鹅》并非通常的工程性写作的产物，而属于先锋性不言自明的非凡的即兴作品。精致的结构，故事与人物，复杂的人物关系，引人入胜的情节……诸如此类的早就已经被习以为常的长篇小说的元素或套路，在它们被《鹅》瓦解的那一刻起，语言/叙述便负起了拯救小说的责任。

　　《鹅》对小说的入侵，让人重新看到了小说的可能性，最终成就了语言言说了自身无与伦比的存在。故事，依然存在于这部小说中，只不过并非一般故事，它讲述的是一个语言-叙述的传奇修成传奇/的故事。

　　阅读的迭代，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