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州市平里店镇贾邓杨家村，有一座保存完好的老房，上挂“武魁”、“进士第”两块牌匾，被当地人称为“状元居”。这座旧居现在的户主名为杨兴恩，是牌匾主人杨景昌的孙辈，杨兴恩的妻子张秀芹，是我的姑婆，若要论起辈分来，那我要称这位“状元”一声外高祖父。

    杨兴恩，也就是我的姑公，是一位中医，最拿手的是皮肤科一类的疑难杂症。听母亲说，我生下来时皮肤溃烂，亏着姑公给了一个用陈年麦秸水洗澡的偏方才得以治愈。这段恩情，母亲每每拜访姑公家总要提及。

    母亲对姑公一直是极为仰慕的，但我的父亲早先却并不十分信服，直到有次他眉头长了个疖子，日渐严重，一直拖到医院说要动手术，父亲才认识到病情的严重，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去找姑公求救。谁知在医生口中已是严重晚期的病症，姑公却只道了句“好治的”，配了服药便打发了父亲。父亲拿着姑公的药膏将信将疑地擦了几天，疖子便消退了，父亲这才对姑公的医术大为佩服。父亲说姑公治病跟别的中医还不一样，其他中医治病都是用药把疖子发出来，在这期间也要遭不少罪，而姑公的方子则是将病毒分解后通过身体的分泌系统自然排出体外，整个治病的过程可以说是毫发无伤。

    姑公的医术远近闻名，他的酒量也是扬名在外，也许是有什么解酒的妙方，也许本就是血脉里继承的豪爽。

    听母亲说姑婆的父亲是不能喝酒的，跟姑公相处了半辈子一直以为姑公也不会喝酒，谁曾想一个街坊提起姑公的酒量深不见底，才晓得原来自己的这位女婿如此低调，为此感慨万千。

    姑公的几个孩子也都是酒量极好的人，从来没喝醉过，也从不劝酒，倒是有点世外高人的风雅。

    姑公在我很小的时候便仙逝了，虽然姑婆的子女都很孝顺，但是母亲还是不放心姑婆一个人生活，逢年过节便去的更勤了。姑婆也很是疼爱这个小侄女，每每跟人提起总是骄傲地说：“我娘家还有亲戚哩！” 我也有幸，沾母亲的光得以时常去姑婆家听听那些久远的传说，偶尔也有眼福观赏外高祖父传下来的古董。

    姑婆很是细心地照看着姑公留给她的东西，时常还会依着姑公留下来的药方熬制一些膏药，送给前来求药的患者。我也曾帮同学跟姑婆寻过药膏，姑婆连夜帮我熬制好，并没有收钱，其他求药的也只是象征性收一下。姑婆说自己不缺钱，就算是真的缺钱，这药膏也不值那么多。

    姑公家在村子的东北角，听说古时候状元中第回乡有“文状元居村头，武状元压村尾”的说法，所以姑公家要在村子最后的位置。至于外高祖的两块牌匾，就大大方方地挂在门口，大门挂的是“进士第”牌匾，穿过门楼，步行十几米，便是里屋门楼，挂着“武魁”牌匾。

    姑婆说，牌匾不怕偷，因为偷牌匾那可是要遭大灾的。有一年有个小偷来盗匾，被当场擒住，姑公一家没怎么为难偷盗的人，只想着怎样的言行换得怎样的命数，便随他去了。

    母亲跟姑婆等一众亲戚一直搞错了两块牌匾的主次，就连我小时候也总觉得“武魁”牌匾比较贵重，其实不然。“武魁”牌匾是杨景昌在清同治六年（1864年）秋参加武举乡试时取得的，在这次考试中，杨景昌名列“同治甲子科第四十九名举人”。而“进士第”匾额则是翌年在殿试后取得，杨景昌在新选武举进京会考之后的殿试中，仲三甲第二名赐“乙丑科同进士出身”“钦点御前蓝翎带刀侍卫”（ 蓝翎带刀侍卫，由领侍卫内大臣统辖，八旗各一员，下有侍卫班领，其中，蓝翎侍卫由汉人担任，为正六品官职）。1869年，杨景昌出任浙江衢州镇右营守备，虽然是去了外地任职，但是牌匾却留在了正式宗祠这里，世代相传。

    根据史料记载，杨景昌领兵驻扎闽、浙、赣，扼守国家的南大门，显现出了儒将“上马督三军，坐帐草檄文”的英雄本色，到任不久，祸乱平息，黎民得安“实赖守备之力也”。史说杨景昌不仅是武进士，还是一位儒将。关于这点，我听母亲说过，当时这位外高祖同时报考了文试和武试，而且对文试抱有很大信心，却不曾想阴差阳错成了武魁。不过足以见得，那个年代的有志之士多半都是文武双全的，相比今日，育人成才这个课题还需我们深思。

    关于外高祖父的传说有很多，其中充满神秘色彩的居多，我不愿将他们都写出来，是怕被误解为对唯物主义思想的冲击。但是在我内心，对那些传说是虔诚而肯定的，因为这样，也是对姑公一家世代相传的为人品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