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来深圳的外来务工人员一直都没有断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下从普通打工仔逆袭为一名成功创业者的崔永勤的奋斗史吧！

1991年，崔永勤（左四）与同事在友谊五金厂员工宿舍聚餐。

我从小成长在山西吕梁，改革开放初期，尽管那里信息相对封闭，但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了。1982年，我的姑姑嫁到香港，后来她在回老家的时候，对我们描述了深圳的情景，说深圳改革开放进行得十分火热，正在大力搞建设，也有很多工厂招人。那时正上初中的我觉得十分激动，热血澎湃。

1986年，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的姑姑也察觉到经济特区这片广袤热土上蕴含的巨大商机，跟一位合伙人在岗厦的一个工业区合资开了一个表带厂。初中毕业那年年底，我就跟我姑姑来到了深圳。

壹

宿舍是一层楼，一边男生一边女生。差不多三四十个人一个房，上下铺的格局，且所有的床都绑着摆在一起，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能感觉整个宿舍在动

南下深圳当学徒

来深圳之前，由于地处农村，我几乎没有出过老家那个地方，也没有去过山西省会太原市。那一次的出门，对于那时候的我，一切都是新鲜的。不过，那时候交通还不是很便利，我从老家到深圳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辗转了好几次。从吕梁乘十小时的汽车到太原，坐了将近40个小时的火车，一路风尘仆仆经郑州抵达广州，再转乘汽车前往深圳。

一到深圳，就明显感觉到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那时候在上海宾馆以西的地方都是农村，进了上海宾馆才真正算进入市区。路并不宽，道路两边都是荔枝林，工地随处可见，俨然能感受得到这座城市的别具一格。

来到深圳后，我进入姑姑的表带厂。当时在岗厦只有一个工业区，但那里有很多厂，外资厂就有好几家。我住在工厂宿舍里，每天在我姑姑的厂里跟着做学徒，学习五金行业的各种技能。偶尔有空的时候就到周边转一转，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我记得当时去到最好玩的地方就是香蜜湖，它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度假村。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蜜湖度假村风靡深港两地，成为来深圳的人必到之地。

1988年，由于我姑姑与厂子股东之间产生了纠纷问题，她决定退股分家，自己转行去做贸易生意。而我则通过姑姑的介绍来到石岩一家做餐具的厂，叫做友谊五金厂。那时候餐具都是使用铁皮，还没有不锈钢，我仍然当学徒。

刚开始到友谊五金厂的时候，宿舍是一层楼，一边男生一边女生。差不多三四十个人一个房，上下铺的格局，且所有的床都绑着摆在一起，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能感觉整个宿舍在动。要想有点私人空间的话就买点布料当“窗帘”。

尽管厂区人多比较热闹，但晚上的治安却不尽如人意。如果出去吃个消夜，偶尔就会有人过来跟你要钱，甚至有人在晚上出去倒垃圾的时候突然失踪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大多都不敢出去太远，尤其是晚上。

做学徒期间，加班是常有的事，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周六日双休。每年就春节回老家一次，回家之路充满坎坷。那时候在春运期间，很多人在广州火车站根本就挤不上车，即便上了车，站着的人也基本是被挤得悬在半空中的。车上想上厕所都上不了。因为人实在太多，根本挤不动。

1997年，崔永勤（右一）在香蜜湖度假村。

贰

1978年12月18日，中国首批、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当时的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这个小山村里诞生

师傅领我进线圈厂

我学的那些技术在当时其实很紧俏的，这得益于我的一位师傅。1988年，厂里招来了一位年纪比较大、资历比较老姓王的师傅。后来厂里安排几个徒弟跟他学习，他看我还比较能干而且求知欲比较强，就选择了我当他的徒弟。尽管那时我不会讲也听不懂粤语，但我仍然仔细琢磨他所表达的每一层意思。当时他跟我说：“我看到你也很想学，你跟了我，就要好好学，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如果不好好学，说句老实话我学徒多的是，随时不要你。”其实我听后还挺害怕的，生怕他不要我，丝毫不敢懈怠。王师傅对我很好，也很耐心地教我，同时我也比较虚心，还会经常帮他做一些杂活。

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史是从引进外资兴办“三来一补”企业开始的。1978年12月18日，中国首批、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当时的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这个小山村里诞生。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上屋人仍把这家企业叫做“线圈厂”。

在上屋线圈厂，诞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第一批劳务工；这里有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祖国大陆开设的第一条生产线；这里有外商在中国大陆签订的第一份办厂协议书。“线圈厂”当时在石岩也算是很大的企业，因此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1992年，上屋线圈厂新引进了一批设备，并开始新招一批技术工人。那个时候我的技术也相对比较成熟了，王师傅找到我，说他准备去线圈厂了，问我要不要跟他走，我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就这样，我就跟着王师傅进入了上屋线圈厂。

一开始，线圈厂仅仅是“贴牌生产”，也就是飞利浦品牌在中国内地的一个小加工车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在这里生产的多个飞利浦产品中，市场上最抢手的是咖啡壶，每只在国际市场上能赚到50美元。

当时在石岩，对于五金这个行业来说，技术工人大多是广州人和上海人。但很奇怪的是，这些工人似乎“自成派系”。比如，上海师傅主要是在上屋线圈厂，而广州师傅则主要是在我之前的那个友谊五金厂。尽管我觉得自己到了很好的平台，但终究不能适应线圈厂，在这里只待了半年就离开了，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友谊五金厂。

事实上，线圈厂离餐具厂就十几分钟的路程，虽然离开了线圈厂，但我仍然跟王师傅保持联系，也会经常回去看他。后来没过多久，他自己感觉身体不大好，在线圈厂待了一年多，就回广州了。王师傅离开厂的时候我去送了他，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他地址，住在哪里也根本不知道。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现在，上屋线圈厂已经不在，被改造成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一切都流入到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铸造厂的黄金时代

回到餐具厂之后不久，厂里在东莞买了地并建立新厂，这意味着餐具厂要迁移到东莞。选择跟厂搬到东莞的人并不多，大部分还是选择留在深圳。跟大部分人一样，我也没有选择跟着去。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其一，当时做学徒三年多，到1993年我已经是“师傅”，本身所具备的技术在深圳还是比较容易找到新的单位的；其二，在深圳石岩生活这么几年，朋友也都在石岩，也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毕竟我是从这里起步的，对这里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那个时候我开始到处找工作，关注的地方仍然是在石岩的五金行业，等待好的机会进入新的工作单位。当时的《深圳特区报》有一个版是专门刊登招聘信息的，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家港资厂的招工信息，觉得各方面都比较合适我。1994年，在经过面试之后，我顺利地进入这家生产密码锁的锌合金铸造厂（实名为“金科五金厂”），并担任主管的职务。

事实上，在刚开始做主管的期间，并不是十分顺利，时常也会出现无助的时候。比如，在铸造厂我的部门有十几个人要管理，人多也杂，常常有破坏规章制度的事情出现。

为此我不得不在部门建立了一套奖惩机制，如果有人表现不好，就罚他们的钱。但这种方式也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下班后，有人私底下找我，对我进行警告并威胁。更有甚者，在被厂开除后，找一些社会人士对我进行敲诈勒索、人身攻击的行为。不过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我改变了一些相应的处理办法以及和人相处的方法，这样的事情才鲜有发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生产方式基本上都是手工。深圳对于人才、尤其是优秀技术员的需求十分迫切。为此，老板还专门派我到山西找一些优秀的技术人才，那时候国营厂一个月也才几百块钱的工资，而请到我们厂的技术员的收入可以达到一千多元，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其实是为数不多的。

在铸造厂这段期间，我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技能，还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管理员工等技巧。不得不说，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从农村出来且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在收入方面，我每个月加班之后能领到四五千块人民币，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1994年，崔永勤在金科五金制造厂厂房内。

叁

自立门户创办工厂

1998年，无论是从生产技能，还是管理能力来说，我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有一位给我们厂供货的客户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当时他骑着几万块的摩托车，让我心生羡慕。后来他劝我说，“你干脆自己出来做吧，技术也有，再投资一些钱，很有发展空间的，如果你不敢，我可以跟你一起。”我当时还十分犹豫，但在他的鼓励下，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工厂，开始自己投资办厂。我拿出自己打工的积蓄七八万元再加上借款几万元，跟他合伙租了一个100多平方米的门面，买了几台机器，在石岩注册了“华威五金厂”，生产锁具。

那个年代，大多数行业只要你能正常营业，就会有人找上门来跟你做生意。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没有请师傅，也没有招工，全部是自己做，只有两三位亲戚帮我。合伙人负责送货，而我负责跑业务，最忙的时候，常常忘记吃饭，甚至一天下来，连水都来不及喝上一口。付出终有回报，我们慢慢开始盈利，并逐渐将起初只有100多平方米的厂房发展到3000平方米，六七十人的规模。不久后，经过蓬勃发展，合伙人也跟我分道扬镳，独立办起了自己的企业，我们彼此成了对方的客户。

五金行业一直是我熟练的领域，因此在管理上很少存在问题。随着近些年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很多传统行业逐渐被淘汰，对人力的需求也逐渐减少，我们厂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难题。目前，华威五金厂还有2000多平方米、四十多人的规模。从大的趋势来看，五金行业已经越来越不景气，虽然目前还可以维持下去，营业额也不低，但始终需要做好转行的准备。但对于我而言，任何计划都需要考虑稳妥，一步一步地走得踏实。

上世纪九十年代，崔永勤在富苑歌舞厅。

肆

有人问我，现在土地这么贵，怎么不想着换个地方？其实真的从未想过要换地方。如果别的地方有更便宜的厂房，我还是不愿意搬走

深圳就是我的家

从来到深圳那天起，到选择自己创业，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留在深圳，只是想着赚点钱就回去。毕竟从农村出来的，觉得最终还是会选择回到故乡。但是从1998年开始，我改变了这些想法，自己创业后，生意比较好，客户也络绎不绝，我觉得自己在这片热土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我在1996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老家盖了新楼房，当我决定在深圳扎根之后，我就放弃继续修建。因为我知道，深圳终究会是我自己的家。2006年，我在这里买了房，正式有了自己的家，愿望也终于得以实现。现在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最小的是男孩，但由于超生问题，我的户口始终没有能迁移到深圳，这是我唯一觉得遗憾的事情。

这些年，不仅仅是原经济特区内，石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的工业区，像上屋线圈厂、金科五金厂那一块的工厂已经陆续减少，搬走的搬走，倒闭的倒闭。石岩也逐渐从一个落后的小村庄变得更加现代化，但同时，交通越来越拥堵，房价越来越高。有人问我，现在土地这么贵，怎么不想着换个地方？其实真的从未想过要换地方。如果别的地方有更便宜的厂房，我还是不愿意搬走。因为这是我熟悉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人，我始终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

上世纪90年代，深圳的外来劳务工多得不计其数，他们为生计而奔波，梦想着有一天能立足于这片土地。我是比较幸运的，学技术比较早，进入外资厂也比较早，赶上了好的时候，遇到了好的机遇。当时跟我一起来的那一批二十几个人中，只有我一个留了下来。我在想，如果当初不来深圳，现在或许就是在老家踏实上班，庸庸碌碌一辈子了，生活水平各方面也可能还不如现在。这么一看，虽然有时候觉得过得比内地要辛苦，但深圳仍然是最有机会发展的地方。以前在工厂上班，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当自己有了一份事业以后，出来跑得多了才发现深圳还有如此大的发展前景。

我来深圳已经20多年了，虽不说有什么太大的成就，但是我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能给自己、给家人基本的物质需求。尽管这些事情很平淡，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见识到了很多在家乡想象不到的东西，我很感激也很满足。

崔永勤 深圳的魅力在于：第一，开放与包容；第二，年轻有活力。虽然竞争比较激烈，但却蕴藏着许许多多的机会。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只要你够勤奋，就充满着无限可能，就像我自己的经历一样。我始终认为，是深圳给了我巨大的成长空间，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让我成就了今天的自己。如果再重来选择一次，我仍然坚定地选择这片天空。

崔永勤

山西吕梁人，1987年来深圳，一直从事五金行业，曾是改革开放后深圳引进的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上屋线圈厂（也称上屋电业厂）的劳务工。在石岩当地的工厂打工十年后，于1998年，成立自己的工厂——华威五金厂，现任华威五金有限公司总经理。

口述时间

2016年1月12日上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深圳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