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我称他为爱国同志，生于1954年，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姐弟四人，从六个孩子中“胜出”，坚持活到了现在，却完全称不上一个“健”字，有三位已经明确地“残了。
大姑妈丘脑中风多年，半边身体常年空洞麻木，疼痛难忍。小姑妈患有脑梗，高血压极高危，后脑循环严重缺血，糖尿病，糜烂性胃炎，三叉神经疼，疑似抑郁症，今年心脏和肾都出现了问题。爱国同志当了近三十年的重病号，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脑梗，高血压极高危，后脑循环严重缺血，糖尿病，血管性痴呆，腰椎间盘突出，前列腺炎等。再加上大姑爷，他同样患有高血压，脑梗，心脏也有问题，已经摇摇欲坠好几年了。老几位都是医院里的常客，跑来跑去，估计黑白无常都有些烦他们了。
11月30日，我抵达永州，开始“流浪”全国的生活实践，紧接着，新十条便出炉了，各地城市在“一夜之间”放开了管控。我知道，我的父系家族必然经历巨大的冲击，只是想不到，来得竟这样快，叫人完全来不及防备。冲击，是从爱国同志先开始的。
我感染后第三天，大姐突然留言：爸爸已经阳了，又没事了。我当时就惊着了，立刻打电话给雪梅同志。爱国同志其实是从鬼门关里逛了一圈再回来的。他和我在同一天感染。雪梅同志描述，发现时，他已经睡在地上了，连爬都爬不动，尿湿了裤子------人不说话了，也不吃饭了------ 我以为，这一次，他就这么去了。在回想中，雪梅同志用“残忍，可怜，可嫌”形容她的感受，
23日下午，听到樊登父亲去世的消息，我内心是震荡的，爱国同志的症状，其实和樊登父亲极其相似，在医学上，称为静默性缺氧。五年前，爱国同志曾在风雪之夜犯过同样的病，当时，若不是我们冒着风险连夜送他去江陵急救，他怕是早就走了。
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也料想不到，他竟然在“仅有雪梅同志一人陪在身边，吃了一粒退烧药，晒了一天的太阳”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命从阎王爷手里夺回来了。我心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和雪梅同志开玩笑：爸爸在这里展现了他最大的能力。
另一条消息马上传过来了。安琪儿讲：朵爹爹（音译，湖南土话，指年长的姨爹爹）走了。我心里一惊：他感染新冠了？安琪儿顿了一顿，讲：他喝了农药。我完全转不过弯来，又立马拨通了大姑妈的电话。
早上，我才打了电话给大姑妈，询问他们的情况。大姑妈说：我已经阳着了，有四五天了，疼得受不了，连耳朵根都疼。你姑爷一点事都冇得。我当时心里其实是生着疑问的，想着他们没有生命危险，人又松弛下来。未曾想，几个小时后，大姑爷竟选择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先行离场了。
大姑爷究竟是不是感染了新冠呢？大姑妈讲不清，“他讲提不动脚了“。安琪儿讲，朵爹爹多半都感染了。前几天舅舅送药过去，他还在吃席呢。大姑爷生性喜热闹，大家陆陆续续地阳了，他也只管照常往牌场里去，最后四五天，他才没大去了。我只能私下里推断，他“提不动脚”了，和爱国同志在地上爬不动其实是一样的，是新冠引发了基础病。
三支助壮素，大姑爷是随时装在口袋里的。大姑妈也早早准备了100多片安眠药，放在枕头下。往常，我总听他们讲“怎么个死法”，讲着讲着，大伙儿就敞敞亮亮地笑将起来，哈哈哈哈哈------。起初，我心里总是惊着的，听着听着，平静和理解就多了些。
大姑爷走之前，老俩口对坐着扯闲白。大姑妈讲，我如果先走，你挖个洞把我埋了就行。大姑爷讲：那我要找人给你唱戏的。大姑妈问：你能出多少钱给我唱戏呢？大姑爷不出声了------
其实，回家乡这几年，我常常会听到农村老人讲“死亡”。“如果动不了，我有办法可以想的”，这句话，在大姑爷走了之后，我的小姑妈才刚刚讲过，爱国同志也曾经讲过，甚至有几次，他已经从行为上付诸了实践，至少是把农药藏在床底下了，尽管他的动机多是为了“吓”我们。冷眼看过去，他们待自己的生命，与田间的一根稗草，并无很大不同，到时间了，便可用药去除，来往尽归于自然，无需投射太多情绪上的动荡。
大姑爷喝完药后，对大姑妈讲：婆婆（湖南话），我就先去了。大姑妈连忙伸手去夺，已然来不及了。表姐和表姐夫赶来，先送大姑夫去镇医院洗胃，又送去市人民医院急救，也于事无补。
我嘱咐大姑妈：你不能跟大姑爷做同样的事。大姑妈拖着哭腔讲：你看我，哪里还有力气------
舅爹爹差点走了，朵爹爹喝了药，自己的爹爹也阳了，不肯戴口罩，也不肯分开吃饭——-安琪儿先大哭了一场，她担心奶奶，也就是我的小姑妈。小姑妈犯胃病已经一个多月了，疼得很厉害，根本无法服用布洛芬。安琪儿在网上买了对乙酰氨基酚，也还没有到货。好在她逻辑清晰，想事周全。在电话里，我们一一沟通，包括准备血糖仪和血氧仪，确定急救方案。一旦出现状况，人至少是不慌的。
到目前为止，八位长辈，已经有六位是明确地感染过了，雪梅同志症状比较轻，且以一人之力救了爱国同志的命。叔叔和婶婶在东莞，也正在感染的过程中，症状较重，经众人极力劝阻，才阻止了叔叔回湖北奔丧。我尚未收到小姑妈感染的消息，也并不奢望她能躲过此劫，若感染了，饱经痛苦后，还能继续活着，我也不晓得算不算是她捡回来了一条命。
其实我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以老人们的身体状况，我非常清楚，瘫痪大概率会跑在死亡前面，先行折磨他们一段时间，这本身是很残酷的事情。只是在这样特殊的关口，他们以将近两条人命的代价，迫使我走得更近一些，你看，武汉疫情之后，几乎整三年快过去了，“抗疫”这一口锅的盖子终于被揭开了，里面空空荡荡，只飘四个巨大的字：听天由命。
Ps. 文章同步更新于公主号《春天里的醒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