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理解不了，以前的人是怎么写出那么多的书信的。这简直是一门消失的艺术。而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柳比歇夫的通信规模无疑更令人吃惊。

他在一封信中介绍了自己的复信原则。他每月都会制订回信计划。每收到一封信，他都会做出标记，决定是否需要回复。

对于急信我会立即回复，其余的则暂缓回复。赶上正在写作重要作品，就先把全部通信暂时搁置一段时间，除了急信。

可有人说，应当有信必回，而且要立刻回复，否则就是不礼貌。当然，在以古代赞歌风格写成的当代名人传记中，经常见到一些完全可疑的美德，好比显圣者尼古拉的传记中说，这位圣徒一生下来就无比笃诚，遇到大斋日便不肯吃母乳……在私人通信中，任何义务都应当是相互的。我认为，无论是在国家关系，还是个人关系当中，都务必遵循伟大的、上溯至柏拉图的契约精神。谁也无权要求别人回信，回信要么是通信双方的约定，要么是出于情分（绝非必须的）。我总是尽量回复一切信件，因为我所保持的适度通信能够为我带来愉悦，它不仅不会妨碍我的主要目标，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还会有所助益。

阅读柳比歇夫的通信也是种独特的愉悦。它们展示了柳比歇夫的多面才华，这让他能够整体地看待世界。任何遥远而奇异的东西、任何零星的残片，到了他那儿总能变成某个宏大整体的局部，拼接出完整的画面。他善于为一切事物找到位置，并教导人们如何找回这一丢失的整体性思维。

可是越想越觉得懊恼——他怎么舍得如此挥霍宝贵的时间呢！不是用于社会利益，而是为了某个单个的人，而且常常是他并不认识的人。他的有些回信简直就是成形的论文，拿去就能发表；其他的回信里则引用了大量的资料；他慷慨地分享自己的思想、创意、多年来的观察，而且如此翔实、细致，仿佛这就是他的本职工作。为此他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要说兴趣爱好倒也罢了，比如，写写历史论文，可那毕竟是用来发表的，而这可是私人信件，除了收信人自己，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会看到。

这又是分散精力的事情，又是矛盾。一分一秒节省下来的时间，却大手大脚地花在回信上，由此招来更多的来信……何况收信人当中还有些不道德的人，将那些成果据为己有，不劳而获。

按照我们的法则去评判，事情正是如此。但柳比歇夫自有他的法则。每一封书信都有收信地址和收信人，不同于论文和著作，期待回信的不是泛泛的读者，而是某个具体的人，而对柳比歇夫而言，人永远比时间珍贵。正如真正的医生总会为每一位患者竭尽全力，柳比歇夫对于需要他的人也从不吝啬，哪怕是他最为珍惜的时间。在他身上没有那种吞噬一切、排斥其余的科学痴迷。科学与研究不是也不应当是最高目标。应当有比科学、比时间更珍贵的东西……

行文至此，我想到了杰出的苏联画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菲洛诺夫。他大概是我所知道的人当中最为痴狂的一个。菲洛诺夫狂热地忠于自己的艺术。他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经常挨饿——并非他挣不到钱，而是他不想靠绘画挣钱。他为人偏狭，从不接受任何妥协。据他的妹妹叶夫多基娅·尼古拉耶夫娜·格列博娃回忆，他的画室（同时也是他的住所）完全是斯巴达式的。对于其他画家，能被他批评还算好的，更多的时候他根本不予承认。对自我艺术的痴迷令他拒斥其余一切艺术流派，认为唯有自己的绘画才是正统的、革命的。他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既不在乎亲人，也不理会任何艰苦，唯一令他全身心投入的只有绘画。绘画，绘画，还是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