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骂完张一山的《鹿鼎记》,我们也不想那么快就开骂下一部翻拍剧啊。
但是,就,实在忍不住。
因为《半生缘》,也……翻车了。
改名《情深缘起》,删减十几集,原计划去年5月在北京卫视上星,却临时撤档,一年后以网剧形式播出……
说句公道话,比起对张一山版韦小宝的期待,《半生缘》这一通操作早已已经把大家的心理预期降到最低了。
结果,播出后,还是难逃被吐槽的命运。
第一波火力,给的就是不靠谱的选角——
55岁的刘嘉玲演30岁不到的顾曼璐
37岁的蒋欣演20多岁的顾曼桢
38岁的郑元畅演沈世钧,46岁的郭晓冬演祝鸿才……
整场看下来,像是《半生缘之情约夕阳红》,年纪上最接近原著角色的可能是祝鸿才。
更可怕的是,演员都是演技派的好演员,可气质完全不对路。
刘嘉玲这几年气场越来越强大,演一个为了抓紧男人不惜牺牲妹妹的舞女,完全没有说服力。
看她的表情,感觉为了得到祝鸿才不惜打下上海滩的可能性更大。她不会含恨而终;她只会让所有得罪她的人含恨而终。
蒋欣,其他不说,单看她的扮相,要怎么说服我这是一个柔弱高挑清冷的民国文艺女青年?她看上去比祝鸿才都要壮啊。
至于郑元畅——
你知道当年《半生缘》翻拍过电影和电视两个版本,普遍认为黎明演的电影版要比谭耀文版的电视版更好,因为有种钝钝的富家子的憨厚——没错,我们现在已经被各种霸道总裁的风流倜傥洗脑了,可实际上真正“富过三代”的孩子,不会有察言观色的机灵相:他们压根也不需要。
这很尴尬了。
虽然一直以来,正确的观点是:不要以貌取人;应该给中年女演员更多机会;不要外貌羞辱,不要身体羞辱……
可因为这部剧,全都被打脸了。
这到底,是谁的错?
首先,这就牵涉到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对一个特定的角色来说,演员的气质形象和演技,到底哪个更重要。
我们当然知道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但是按照如今娱乐圈的现状,二者能有一个就不错了。这该怎么选?
尴尬的是,虽然我们理智上都知道演技派戏骨才是正确答案,但现实中,还是会对着形象气质契合的鲜肉小花们嗷嗷叫。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的花样男子f4,摸着良心说,《流星花园》里的他们,有一点点被称之为演技的东西吗?
但是柴智屏找的四个帅哥只要站在那里,就是漫撕男本男了,演成啥样也不耽误全亚洲的女孩想跟他们一起去看流星雨啊。
如果换成四个形象虽然不符但是演技炉火纯青的老戏骨呢?脑海里想一下是不是都觉得特别可怕?
没错,周迅因为《如懿传》的少女戏,挨的骂言犹在耳呢。
《如懿传》进入中后期,周迅的脸和角色就很吻合了。
其次,为什么会出现演员不适配角色的现象?
说到底,还是可供挑选的余地太少啊。
演员可挑选的合适剧本太少;剧组可挑选的合适演员太少;这才是造成《半生缘黄昏恋》的真正原因。
一个行业的繁荣,永远需要良性循环才能实现。
最后,是一个迷思:为什么总有好演员不信邪,要挑战自己不适合的角色呢?
说回到《半生缘》本身。
这的确是一个好故事,当年张爱玲写它用了18年,原版故事叫《十八春》,讲述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这18年间沈世钧和顾曼桢的悲欢故事,结尾时男女主人公都投身新时期的东北建设,稍稍带一点亮色——
但是到1967年,张爱玲把它改成了如今的《半生缘》,淡化了其中的政治色彩,并且结局在曼桢和世钧、翠芝和叔惠两对恋人相遇后便戛然而止。
这才是真正的张爱玲:年少成名,骨子里带着对人生的悲观和戏虐。她永远不关心政治——在她的故事里,国家民族的宏大叙述永远只是为了感情故事服务。
《倾城之恋》里,为了成全范柳原和白流苏,陷落了一座香港城。她也不相信圆满的爱情,《半生缘》最后,曼桢和世钧相见,却只有一句“世钧,我们是回不去了”,更显苍凉。
这样的爱情观,对现在已经习惯看黑白分明,打脸升级型爽文的观众来说,会有认同感吗?
但对张爱玲来说,这才是她所经历的生活啊。
我们知道,张爱玲,是出生没落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
父亲张廷重(张志沂)是大家族的少爷,母亲黄逸梵(黄素琼)是新式女性。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黄逸梵的照片,因为有钱有闲,是那个年代少见的独立女性。
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不事生产,除了在书房中消磨时光,剩下的爱好就是抽大烟和养姨太太。
黄逸梵看不上这样的丈夫,生下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后,转身就去了欧洲留学。
她裹过小脚,出国后就放了脚,穿比基尼晒日光浴,上瑞士滑雪;回国后也不回家,在租界住了栋洋房,跟张爱玲的姑姑住在一起。
这才是真正的“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然而对女儿张爱玲来说,这样的母亲,只能是一个美丽符号——在黄逸梵出国的日子,张爱玲和弟弟被留在国内,几乎无人关心。
等黄逸梵跟张爱玲的父亲离了婚,父亲娶了后母——这两个孩子开始缺衣少食,并且时时开始因为继母的挑拨,被父亲打到几乎死去。
在一次被父亲毒打后,张爱玲得了肺炎,几乎死去。一位心疼她的老妈子给黄逸梵报信,黄逸梵把她接去照料,这才得以活命——但之后,黄逸梵又对她说:“我懊恼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着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
这句话,张爱玲念念不忘,其后写在自己的散文中,可见受伤之深。
作为新女性的黄逸梵光芒四射,但作为母亲的她,并不负责,她明确告诉张爱玲,自己打算在她身上花多少钱,让她自己选,是打扮起来社交还是用这些钱来上学。张爱玲选了上学。
后来张爱玲的弟弟不堪虐待,来投奔母亲,黄逸梵告诉自己的儿子:我的钱不够养两个人,你还是回去吧。
——真的不够吗?张爱玲在香港大学上学的时候,门门功课第一,拼命拿奖学金,为省钱只穿蓝布大褂;
而黄逸梵一直住在浅水湾酒店,不跟女儿接触,也不肯把钱给女儿和儿子。她永远最爱自己。
张爱玲成名后有钱了,第一件事就是还给黄逸梵两根金条。
有一说一,这才是传统贵族家庭中母亲的常态——婚姻和生儿育女只是出于对家族的责任。孩子出生后就交给下人照顾,所谓母爱,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张爱玲,耳濡目染的,全是凉薄的生活。
她的弟弟张子静曾经撰文:
“1941年11月,我姊姊在《杂志》月刊发表这篇(金锁记)近四万字的小说。当时她二十四岁,我二十三岁。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姊姊和我就已经走进《金锁记》里的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
也因此,当张爱玲成名后,也为家族所不齿,亲戚觉得她“家丑外扬”,让外人看了笑话。
这才是真正的张爱玲,一生孤独,灵魂中烙着灰色的苍凉印记。对爱情和人性,她看得悲透通透,但又奇迹般有一丝信任。
这样的她,所写出的《半生缘》,一部《情深缘起》,能讲清楚吗?或者说,如今的娱乐圈还有能力、有耐心,真正展现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