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擅长在正确的时间点做不正确的事情。
比如过年，跑到空无一人的小公园里给陌生网友打电话，跟她说自己刚才讨了多少压岁钱，然后天空炸开“砰——”的巨大声响，我在电话这头，笨拙地跟她形容烟花有多么绚烂，听那头站在遥远的葫芦岛咯咯笑。
比如国庆，好不容易有了几天假期回家，跟家里人大吵一架后赤着脚在凌晨的街头走，门摔得太响，手机数据线和身份证都忘了拿，人像一个漏水的口袋，越走越空，绕着城一圈一圈走，走倒在路边，捡不起自己，直到跟骑着二手摩托来找我的我爹迎面相撞。
比如公司组织了业务培训课程，没有听进去一句专业知识，三天，小说读完了两本，海鲜吃了好几顿，无所事事的时间里，就盯着讲台上那个头衔光鲜的男人看。
他处在一个困窘的状态里。
因为虽然自称为老师，但现场几十个大龄学生显然没有听课的意思，每天七个小时的培训时间，他通常说几句话，就会为自己解围似的干笑几声，又笑得突兀，像是人气惨淡的综艺为了提升kpi后期添加的节目音效。那些授课内容，热梗，以及其它一些有的没的话，一句一句掉下来，铺了满地，没人试着去捡，每一个学员中途不打报告径直开门去厕所的路上，都能听见话语被脚趾碾碎的声音。
一开始，我觉得他非常无聊。讲课无聊，输出的观点无聊，笑点无聊，就是那种用性格作为指纹在全国范围内检索大概能找出一千万个一模一样的人的类型。但我又非常擅长替别人瞎操心，他站在台上尴尬的时候，我也在台下，替他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不敢一直跟他对视，成为课堂上唯一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因为那会让他察觉到自己已经被人怜悯。我同样不忍心把他一个人孤零零丢在这个地方，于是每次他干笑结束后，一片让人发憷的寂静里，我就古道热肠地咳嗽几声，让场面好歹热闹一点点。
但是到了第三天，在四桌人走了两桌（嗯，都是翘课不用被扣绩效的大小领导）的情况下，在三四个小姐姐已经开始肆无忌惮打电话、设闹铃、打开声音刷微博发微信的嘈杂里，他还是站在台上，非常窘迫但是严肃地，讲课。这个不够聪明但还算敏感的男人，在没有一个人理睬自己的情况下，坚强地宣布，同学们，现在让我们把教材翻到84页，快速提升用户体验的十个方法。
我突然发现他有点像王小波笔下的薛嵩，那个从都城被派到遥远地方当差的可怜人，走在烈日照耀的红色土壤里，士兵们自行解散，嬉笑打闹，甚至对他进行攻击和侮辱，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叱责，前进，发号施令。
讲课的男人，身上逐渐发散出一种肃穆的光辉，那光辉叫作“无所谓，老子是来赚钱的”。他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对着过去的当下的未来的一团虚无，说一些陈旧的不准确的连自己都不能被说服的知识点，掐着脉搏，计算时间，暂时放下尊严，搞一点钱。
在我心底，他的确是社会这所大学里授人以渔的老师之一。他和另外一些人，教会了我“不要在意其他的，老子只是来搞点钱”，这种厚脸皮和几乎是冥顽不灵的坚强，治愈了一部分我在工作场合遇冷时遭受的挫伤。
进入职场前，我爸翻来覆去跟我讲，认真对待你的工作，从中获得价值感，跟同事友好相处，谨言慎行。
换我当父母的话，可能会对即将工作的子女说，去吧，职场人士了，记得两天洗一次头，不然会发臭。
把手机贴上防偷窥膜这样领导就搞不懂你是在熟悉业务还是在看黄色小说。
以及，打工的时候高兴的几率不多，心碎不要紧，抓紧时间，多吃烫饭，多搞点钱。
End.
文/田可乐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