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实际出发。”

“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这三句话，大家耳熟能详，知道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但越是熟悉的话，有时候越容易产生似是而非的理解，尤其是，很容易忽略的一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是一套可以脱离立场的中性工具，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

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世界观，理解这些方法论的方式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不站在大多数普通人的立场上，就很容易觉得这是空话，要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就更谈不上了。

对上面这几句话的一般理解，我们不再赘述，相信只要了解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我们这里主要谈一谈，站在无产阶级和普通大众的鲜明立场上，该如何更好地加深对这些方法论的理解。

01.从实际出发

什么叫“一切从实际出发”？什么是“实际”？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那么，又如何“把握客观存在的事实”呢？

要知道，事实丰富多样、相互冲突、无穷无尽，你不能说“我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也许你看到的只是表象，不是事实本身；也不能说“我举几个例子就行了”，因为例子可以随意挑选，不能说明问题，很难触达本质。

而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抓住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

列宁曾说过，不能从零碎的和随意挑选的事实出发，要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而抓住事实的整体，关键就是抓住矛盾聚焦点，抓住典型的事实。那什么事实才是典型事实呢？

有三种，是我们要重点观察研究，要重点“找出”的。当然，这不是套公式，是常规的分析方法。

第一种，是最基本的事实。这类事实看起来或许很普通、很简单，但它能够反映某一社会或现象的基本属性和根本矛盾。

比如，马克思为什么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开始？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商品堆积”起来的社会，商品构成了该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它的“细胞”单位；因此，就像生物学家从细胞开始研究生命体一样，马克思从商品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商品就是那个最基本的事实。

第二种，是非常反常的事实。这种事实的特点，是反映了某一社会或现象的矛盾尖锐化程度，是病根所在、问题所在。

马克思抓住了什么事实？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反常关系！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一般说来，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劳动产品是对劳动者主体性地位的确证，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却是陌生的、对抗的，这个事实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

比如，封建时代的农民同样受到剥削，但农民不存在强烈的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农民知道这些粮食是我种的，它们被地主拿走了，但我没有因此怀疑自己是创造者、是粮食的种植者；工人不同，工人生产的东西越多，他越感觉自己不是产品的主人，而是奴隶。

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科学地解释了这一反常事实，因为劳动力成了商品，一旦劳动力成了商品，劳动者和产品的关系就变成了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个反常的事实，马克思打开了揭示资本主义奥秘的大门。

第三种，是趋势化的事实。这种事实预示着矛盾的发展趋势，是旧事物中孕育着的新事物的萌芽。

比如，马克思关注的是什么？他最关注的，莫过于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

马克思之所以把无产阶级看成人类未来光明前途的实际承担者，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首先，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其次，无产阶级是唯一与生产资料没有直接联系的阶级，因而它的解放必须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重新拥有生产资料，它代表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趋势；第三，现代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有文化但依然被剥削的阶级，且经过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训练，可以成为一种被组织起来的庞大力量！

马克思正是抓住了这些事实，从而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的“事实总和”，解决了如何认识资本主义这个最大的“实际”问题。

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求我们，要善于抓住作为具体矛盾聚焦点的典型事实，以此展开对矛盾的具体分析。

02.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出现了很多偏差，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把这一原则视为一种“处事技巧”或“灵活变通的原则”，仿佛谁都可以做到。

实际上，这个论述不仅有严格的立场，而且有明确的针对性，它针对的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所形成的抽象思维、抽象话语。

要明确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知道“具体”到底是什么具体，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具体”，是思维的具体、概念的具体，而不是感性的具体。这有什么区别？

当年戈尔巴乔夫说“全人类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似乎很理直气壮，他的理由自然是，无产阶级人数再多也只是人类的部分，整体大于部分。

但根本问题在于，“全人类的利益”自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从未现实地存在过；现实存在的只是对抗的阶级利益。

正确的提法不是抽象的全人类利益与具体的阶级利益相比较，而是什么阶级的阶级利益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代表人类发展的未来。

用抽象的整体利益去否定现实的利益，这种偏向，本身就是阶级对抗社会的产物。

另一种偏向，是用抽象的人性否定具体的个性。

资产阶级社会把体现了该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状况，视为一成不变的抽象人性，并以此作为根本的价值依据，这一抽象思维方式可以达到双重功效：一是为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辩护，使其占领“自然如此”的人性高地；二是消解任何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使其陷入“违反人性”的道义困境。

但人性不是社会矛盾的根源，而是其表现；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

清楚了这两种偏向，才能去讨论，怎样做才能“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呢？

我们需要关注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要有具体分析的主体，你站在什么利益团体里，自然会倾向于以自己的团体为主体，不能是抽象的概念；其次，需要提出可以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和“对象”，这就是马克思强调的“改变世界”的问题，没有改变世界的追问，必然会把存在的东西作为当然的前提，其讨论就只在解释现象上兜圈子，而与真正的现实相隔阂。

“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本身是一个不断认识新情况、解决新矛盾的过程。

如果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的是事物的客观真实性、规律性，那么“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则强调的是事物在思维中的准确再现。

深入实际，是拆分实际、梳理问题、发现本质的过程；解决实际，是综合整理、形成思路、解决问题的过程。

0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凡矛盾关系，就一定是：既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理论与实践也是这样。

但现实中，却经常存在着两种很普遍的偏向。一种偏向是，只认为理论依赖实践，而不承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作用；另一种偏向是，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相互对立和排斥。

实际上，在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地位时，也不能否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作用，这是许多学者和革命家，一致认同的。

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尽管理论依赖于实践，和实践依赖于理论不能等量齐观，不能直接画个等号，但双方作为矛盾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相互依赖则是无疑的。

为什么人们容易忽视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

因为片面的理解了“实践高于认识”的论断，把实践视为无所不能的力量，但列宁也讲过，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只是一种可能性，其成为现实恰恰离不开理论的作用。

要知道，理论有两种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一是它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使之能够成为自觉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二是它的全面性和普遍性，使之能够成为对感性经验进行鉴别取舍、提炼加工的思想工具。

自发的实践当然可以不需要理论，而自觉的实践则必然依赖于理论；重复性的实践也可以不依赖于理论，但创新性的实践则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冲突性的偏向，是单纯地忽略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很容易造成理论和实践不“相结合”，这其实是用僵化的“同一”取代了矛盾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之间，虽然相互依赖、相互转化，但它们之间也有对立和排斥的地方。

首先，实践立足于直接的现实性，垂青于未来；而理论的对象必定以其自身的确定性为前提，因而钟情于过去。这样，在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之间，总会有一种固有的分裂。

其次，理论以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为基本内容，偏爱真理性的科学原则；而实践作为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感性活动，需要一种理想的价值坐标，因此，在历史实践和理论分析中，人们都难以回避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经常性冲突。

思想和行动、过去和未来的统一需要有一个前提，即统一的历史主体的存在。如果思想和行动分属于两部分人，就不免形成难以协调的矛盾，一方是决定着实践的男女大众，另一方是掌握着理论的少数人。

于是在实践中，“统一”的结果往往是一方支配另一方，或者是理论支配实践，少数人操纵群众的行动；或者是行动支配理论，理论成为盲目实践的附庸和辩护工具，这自然都是不可取的。

04.结尾

我们简答来小结一下。

“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而是要求抓住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三类典型事实；“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是一种中性技巧，而是无产阶级打破资产阶级抽象思维的思想武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正视两者之间固有张力，并不断在具体实践中寻求统一的过程。

但是，人人都说“从实际出发”，真正做到的少之又少；人人都说“具体分析”，但大多数人还在用抽象的人性、抽象的利益去解释一切；人人都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结合的结果往往是理论成了实践的附庸，或者实践被理论绑架。

这三个结论容易被滥用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立场中抽离了出来，当成了可以独立使用的“工具”，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有鲜明的立场性。

所以，要想真正用好这些思想武器，必然需要站在特定立场上。谁在“从实际出发”？用什么“具体概念”去分析？谁和谁“相结合”？这些问题都离不开立场、世界观和历史观，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三个结论，就很容易变成空洞的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