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但智信仁勇严不是简单的排序，更不是独立的存在，必须五德俱备。
贾林注解说：“专任智则贼，遍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方可为将帅。”
梅尧臣说：“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
王皙说：“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专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循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缺一不可。”
华杉解释五德是孙子对“将”的人格排序，他把“智”排在了第一位，而“勇”则屈居第四。孙子是强调智将而非勇将。因为孙子的价值观，是先胜后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首先是强调用智。那春生的简书笔记对五事中“道”的解释也是“智者利仁”之意，并以吴起为例，前后呼应。
华杉引用姜太公“智者不法，愚者拘之”案例，也说明道不是全能的和必胜的，否则就不需要人努力了。所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道是宣传出来的。有句成语叫“各行其道”，这个才是真相，并不存在唯一的普世的道理。
周武王伐纣，布阵于汜水共头山，当天狂风暴雨惊雷，军旗战鼓都吹断吹毁了，武王战车上的卫士都吓得要死。姜太公说：“夫用兵者，顺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今好贤任能，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祠而福从。”遂下令驱兵前进。
周公反对，说：“今时逆太岁，龟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为灾，请还师。”
姜太公大怒，说：“今纣剖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
姜太公把算卦的签骂为枯草，占卜吉凶的龟背骂为朽骨，喝令都拿来烧了，自己率队先行，武王从之，灭了纣。
成周八百年，多闻周公，少闻太公，主要是儒家乃治天下之道，尚仁；兵家乃得天下之道，尚智；内外杂而用之而有侧重可也。
什么是“信”呢？
杜牧注得准确：“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信，就是赏罚分明，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犯什么错受什么刑，立什么功受什么赏。
西点军校有一条对领导力的要求——
心里装着对方的利益，并有能力让对方清楚这一点。
所以信不仅是一种机制，更是一种人格力量。首先你心里要装着对方，这点很本质。心里没装着，就没法真信。其次你要有能力让对方知道。别你装着他，他却不知道，他跑了。
所以说“忠信”，信背后深藏的是忠，忠于对方，忠于自己，忠才能信，不忠则不信。如何忠呢？要诚，反身而诚则一以贯之，终身不变，所以也叫忠诚、诚信。忠、诚、信三者互为表里，实则一体。
还有一个威信。 李靖说：“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怕将领的，不怕敌人；怕敌人的，不怕将领。所以将领一定要比敌人更可怕。冲锋陷阵的，不一定会死；吹了冲锋号不冲的，马上正法。
李靖后面说得更恐怖：“古之为将者，必能十卒而杀其三，次者十杀其一。 十杀其三，威震于敌国。十杀其一，令行于三军。”
所以说“威信”，无威则不信。忠、诚、信背后的能量是权力所带来的赏罚、杀伐，所以也叫权威，无权则不威。
“仁”。
杜牧注解说：“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 “爱人悯物”，四个字很本质，要爱人，还要悯物。爱惜公物也是仁，用什么东西不爱惜，随意浪费，也是不仁。你加班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不关电脑，不关空调，甚至忘了关灯，这也是不悯物，不仁。
盖兵者“死生之事，存亡之道”，不得已而为之，是仁心。不轻易令士兵送死，全谋慎行而应变迅捷，善于保全团队和自己，为仁也。“暴虎冯河，匹夫之勇”，不仁也。击败敌人而不泄怒滥杀，也是仁。
仁者，用心者也。管理中处处用心，体现为勤劳，体现为爱人悯物，无时或忘，如同临渊履薄。
但是仁爱要有界限，要恩威并重。《阴符》说：“害生于恩。”我们往往对一个人太好，结果却害人害己，把他害了，把自己也害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味只有恩，只有爱，却没有规矩，没有法，他习惯了、骄纵了、堕落了。你这时候想把关系调整过来，也不可逆，调不了了。你就只好放弃他了。你放弃他，他机会没了。你呢，也白培养人了。
恩威并用，赏罚并重。成员不亲附，威罚则离心；成员亲附，恩赏则益骄。 《尉缭子》说：“不爱悦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
“勇”，杜牧注解说：“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
勇，就是决谋合战，当机立断，勇往直前。逡（qūn）巡，是迟疑，退让。兵家说某人“好谋无断”，老是在谋划，就是决断不了，为什么？没有勇！这个在实际工作中也常见。我们有时候说某人“定不了事儿”，他瞻前顾后，迟疑不决，跟他的人都着急，这就是没有勇。
没有勇，一是决断不了；二是好不容易决定了，执行又不坚决，老想缩回来，最后真把自己缩没了。无论做什么事，要有牺牲精神，向死而生。虽然我们的立意是先胜而后战，但世上从来没有百分百必胜之事，没有勇，就做不成事。
关于勇，那春生笔记中有一段很好。如下：
据说在日本，有部大江家传下来的《斗战经》，文章简古，由五十三章构成，基本上是依据黄、老学说来阐述兵法。这本书也被当作日本海军军校的讲读教材。《斗战经》中说：“天地因刚毅而不倒，智慧因刚毅而不堕，神灵因刚毅而不灭，仙人因刚毅而不死。”“《孙子》十三篇，不免惧字也！”而把“勇”视为最重要的品质。若将其与孙子以“智”为最重要之品质的思想相比，也就能看出日本人与中国人在民族性上的差异。
曾国藩说：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
“孙子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华杉解释说，驭下之道是指你作为一个将领和领导怎么样去统领和驾驭你的下属。 驭下之道主要有三点内容：
第一是爱，是你对你的下属深深的爱；这里是仁生勇的意思。 梅尧臣注：“抚而育之，则亲而不离；爱而助之，则信而不疑；故虽死与死，虽危与危。”你抚育他，他就和你亲，不离不弃；你爱他帮助他，他就对你信任，可以和你同生共死，赴汤蹈火。
第二是你与下属同甘共苦，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带兵的关键在于自己，管理的关键也在于管自己，身先士卒，从我做起。 所谓身先士卒，兵法云：“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黄石公三略·军谶》曰：“ 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 ”这是“跟我上”激发的勇气。
第三，与爱相反，是可怕。你要非常的可怕，要让他们非常怕你。杜牧注解说，黄石公说：“士卒可下，而不可骄。”你可以平易近人，礼贤下士，但不可骄纵下属。恩以养士，谦和待人，这叫“可下”；制之以法，这叫“不可骄”。
所以有爱，才乐于效命，有畏，才不敢不出死力。
将驭之道，就是爱与畏，赏与罚。
畏的本质，在于“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怕上级的，他就不怕敌人不怕死。不怕上级的，就一定怕敌人怕死。所以畏的标准，就是上级要比敌人更可怕。 这是畏生勇。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这是道生勇。华杉有一个观点是关窍：“要在道上胜出，关键是抓政策、抓宣传、抓军队的思想工作，大家都愿意跟你作战。”道胜不仅看道是否顺天应人，其实现靠宣传。所以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会促进勇气的产生。
勇有小勇与大勇的区别。孟子说，小勇是匹夫之勇，只能力敌一人；而大勇却可以安定天下、拯救万民。苏东坡也说：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谓大勇。那些敢死于国难的人，才是大智大勇的人。
主持正义、勇赴国难的大勇当然必不可少，而小勇也不是完全不可取：遭遇不公、奋起反抗，小勇强于怯懦；而打架斗殴时争狠斗胜，这种小勇则应该杜绝
关于勇的应用，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就是“选锋”。用兵一定要“选锋”，把最精锐的士卒选拔出来，组成先锋队，像一把尖刀，插向敌人。可以说，没有选锋，就只有兵，没有锋，没有兵锋。
“严”，杜牧注解说：“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
吴起说：“鼓鼙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以声，不得不清；目威以容，不得不明；心威以刑，不得不严。三者不立，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 这是威严，无威则不能严。
慈不掌兵。曾国藩说：“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而要“严”，首先要“法立令行”。他指出：“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曾国藩所说：“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立法宜严，用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曾国藩这个尺度也是一个关窍。
在将德上，曾国藩增加了廉、明。
士兵对将领是否足智多谋、能征善战没法要求。但是人人都盯着自己的利益，对将官在银钱上是否干净，对下属保举提拔是否公平，就十分在意。你不贪钱，他就服你。所以“廉”就是账目公开透明。清廉服众，腐败的军队打不了仗。自己清正廉明，但对下属的小款小赏，又常常放宽，让大家时常得点好处，这就人人都服你，愿意跟你。
“明”，就是要把下属的表现一一看明。临阵之际，是谁冲锋陷阵，是谁随后助势，是谁拼死阻击，又是谁见危先避，全部看明记清。在平时，每个人办事的勤惰虚实也逐细考核。这样奖惩就能及时准确恰当。
作为将领，是否身先士卒倒在其次。因为你往往是在后面指挥，不是在前面冲杀。最重要的甚至也不是计谋高超，指挥若定，而是分配公平，谁有什么功劳你都清楚，都能准确衡量赏罚，则个个放心，人人奋勇，都给你卖命。
项羽是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刘邦就是只管论功行赏、论过处罚。作为领导者来说，站在后面把每个人的功劳过错看得分明，并赏罚准确，比身先士卒，要重要得多得多。
曾国藩说，以“廉明”二字为基础，“智信仁勇严”可以积累而得。没有“廉明”的基础，自己不能服众，赏罚又不准确，“智信仁勇严”也是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