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警看《冬城猎凶》(第一集)足迹引领侦查
文‑关中麦客 1981 年入警预审员
在刑侦技术手段缺乏的年代,现场中的足迹是宝贵的信息线索,随着人们对足迹不断的认识和利用的经验积累,侦查人员通过分析足迹能够大致掌握犯罪人的个体特征,指示出侦查方向。
《冬城猎凶》第一集,关于对1999年银行抢劫案现场足迹的勘查剧情,真实地反映了痕迹技术人员的工作状况以及足迹痕迹分析能够引导侦查方向的作用。
劫匪团伙为掩盖身份,五个人全部穿戴同款 42 码解放胶鞋,企图用统一鞋码,混淆个体脚型差异,干扰警方侦查。但是,劫匪的伪装没有瞒过痕迹技术员陶国庆眼睛。
陶国庆依托现场提取的鞋印展开分析:鞋子可以人为选择伪装,但人的步态、落脚压力、受力分布是很难伪装的。根据足迹压痕、步幅特征,他作出画像:其中三个人身高在 1 米 72‑1 米78,体态中等;一人身高接近一米八,属于大脚穿小鞋,右脚缺失大拇指,落脚受力明显异常;还有一人,虽踩 42 码鞋印,但压痕浅、步幅窄,实际脚只有 38‑39 码,小脚穿大鞋,步态轻盈,据此判断团伙内部存在一名女性成员。
除此之外,通过分析足迹行进路线,那名前去取监控录像带的嫌疑人,一路直奔监控室,沿途没有徘徊观望,不走半点弯路。据此推断,作案人对银行内部布局十分熟悉,现场存在知情人参与作案的可能。
第一集剧情对银行劫匪的身份和抢劫过程的表演,反映出抢劫团伙共五人:段长河、金凤来、秦又生、杨天降、梅文君,他们作案时确实统一使用 42 码解放胶鞋。三名男性嫌疑人身高体态落在勘验给出区间;杨天降右脚缺少大拇指,大脚硬穿 42 码胶鞋,足迹重压异常与现场物证吻合;女性劫匪梅文君脚码 38‑39,属于小脚穿大鞋。
陶国庆的整套足迹分析结论,绝大部分与实际案情相符。这套分析结论比较准确地刻画了犯罪分子身份,指出了侦查方向。
刑队副队李豫京受陶国庆足迹分析意见的启发,认为“知情人”可能是银行保安张福全。而实际案情并非如此,是劫匪绑架了张福全,从他嘴中逼问出银行布局、监控室位置,才对现场了如指掌。劫匪刻意制造内鬼假象,误导侦查视线。
这反映出足迹的证明力是有限的。足迹只能反映嫌疑人对场地熟悉,却不能直接判定此人就是单位内部人员。
以上剧情反映出四个问题:
一、任何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时,都会天生的、本能的遵循“犯罪原则”,犯罪原则的第一项原则是“安全”原则。犯罪分子犯罪时,都会将犯罪行为不被警方发现作为第一要务,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去策划犯罪、实施犯罪、制定犯罪后的应对策略。伪装足迹便是落实安全原则重要的一环。
二、足迹可以知道是哪一类人有犯罪嫌疑,但不能直接认定是谁犯了罪。
三、犯罪是一门学问,认识犯罪有一个过程。
四、足迹不能直接认定犯罪,只是对侦查的引领。
我国运用足迹办案古已有之。
秦代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穴盗》,留存下两千多年前的现场勘验笔录,办案官吏仔细记录盗洞内外膝印、手印,还有现场鞋印的长度、花纹疏密、磨损程度,以此判断作案工具、鞋子新旧、参与人数。
宋代宋慈《洗冤集录》,明确把脚迹列为泥雨命案现场必勘内容。明代还有铺灰取样,比对脚印破获盗瓜案的实例。
而《龙图公案》中“绣履埋泥”的故事更给人启示:一户人家女子惨死家中,地面留有血脚印,邻里循着脚印一路追踪,脚印终点停在一名男子的船上,众人当即把此人当作凶嫌抓捕。待到包公审讯细查,才发现这名男子只是路过,鞋子不慎沾染到现场血迹,并非真正凶手。顺着脚印追到嫌疑人,只是获取嫌疑线索,不能直接定案,脚印到了某人身边,不等于此人就是凶手,仍需要其他证据相互佐证。
无论古代勘验,还是现代刑事技术,都有同一个客观边界:足迹检验可以分析作案人数、身高体态、生理缺陷,刻画嫌疑人画像,划定侦查范围,还原作案过程,给侦查指明方向。但足迹本身,不能单独作为锁定真凶的定案依据。
痕迹技术输出的是侦查方向,不是直接拿来定案的铁证。再好的现场勘验结论,也必须与人证、口供、其他物证形成证据链,才能够认定犯罪。
《冬城猎凶》第一集这段剧情,还原了刑侦工作的现实,看得出这部剧的原著作者研究过实际发生过的犯罪案例,否则,陶国庆对现场足迹的分析剧情编不出来。
20260916 白杨园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