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大多数国人从小耳熟能详的故事。这是秦国开始走向强大的标志，也是秦国和其他诸侯国的军事实力拉开差距的分水岭。不夸张地说，商鞅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商鞅，就没有秦的一统——至少没有那么迅速地统一，然而代价也是巨大的。正因如此重要，司马迁才单独为其列传，载在《史记》卷六十八。
离魏赴秦
商鞅原本叫公孙鞅，卫国（战国时期魏国的附属国）国君与姬妾所生。变法强秦后，被秦孝公封于商地，所以后人称之为商鞅。因自小对法家学说产生极大兴趣，商鞅仔细研究了李悝、吴起的变法经验和理论，融合后化为己用，在魏国相国公孙痤手下任中庶子（官名，掌管公族的庶子教育等事务）。
公孙痤知道商鞅有大才。魏惠王探病时问：“如果您有不测，这江山社稷可怎么办呢？”公孙痤说：“我手下的中庶子公孙鞅，虽年少，但有奇才，希望大王将全部国事交予他治理。”魏惠王没有答应，只是沉默。魏惠王准备离开的时候，公孙痤屏退左右，小声对魏惠王说：“大王如果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不能让他出国境。”魏惠王点头答应。
魏惠王离开后，公孙痤召来商鞅，满怀歉意地说：“今天大王问我可以为相的人，我推荐了你，从大王的神情看，他没有答应我。作为相国，我理应先为国君考虑，而后才能为臣子考虑。因此我对大王说，如果不用公孙鞅，就杀掉他，大王答应我了。你应该赶快逃跑，否则就要被大王捉拿了。”商鞅却淡定地说：“既然大王不能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了我呢？”说罢便始终不肯离开。魏惠王回去后，对左右大臣说：“公孙痤病重，太可悲了，他竟然要我把国事交给公孙鞅，岂不荒谬！”
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在全国招募贤才，以重振秦穆公的霸业。总结起来就是：能出奇计强秦者，与之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许下分土重诺的国君。公孙痤死后，商鞅向西入秦，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得以被召见。
数见孝公
商鞅向秦孝公大谈尧舜之道，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的门客是个无知妄为之徒，哪里值得任用！”景监转而责备商鞅，商鞅说：“我用尧舜的治国之道游说孝公，但他的志向并不在此，所以不能领悟。”
五天后，景监再次向秦孝公请求召见商鞅。这次，商鞅讲述了治国之法，秦孝公仍不满意，事后责怪景监，不满之意再由景监传递给商鞅。商鞅说：“我向秦孝公讲述了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法，他还是听不进去。请再召见我一次。”
景监作为秦孝公的亲信，举荐之人若能助秦，自己的地位也能更加稳固。景监必是看到了商鞅超乎常人的潜在能力，才顾不得秦孝公的责备而再一次向其推荐。
第三次召见商鞅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这位门客很好，我可以与他好好交谈了。”景监高兴地转达了秦孝公的话。商鞅说：“我向他讲述了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看来他有意采纳。果真要再次召见我，我知道该说什么了。”
秦孝公再次召见商鞅，在与其交谈的时候，跪在席子上的膝盖不知不觉地往前移动。这样交谈了几天，秦孝公竟不知疲倦。景监很好奇：“您是如何说中大王的心意了呢？大王近日非常高兴。”商鞅答：“我劝大王用帝王之道建立夏、商、周这样的盛世，大王却说：‘这太遥远了，我等不了。真正贤明的君王，应当自己在位时就名扬天下，怎能郁郁地等待数十上百年来成帝王之业呢？’于是，我用富国强兵的理论来劝说大王，大王就很高兴了。然而，秦国在政德上却将难以比肩商、周了。”
其实在变法之前，商鞅已经明确预测到：秦国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强大起来，其代价就是政德的缺失。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必然有人认为，商鞅此人为了能够施展抱负而不择手段，把秦国推向了残忍的军国主义道路。事实上，商鞅首先向秦孝公推荐的是尧舜之大道。秦孝公不听，商鞅转而推荐了商汤、周文王的治国之法，秦孝公仍不听。最后，商鞅才推荐了富国强兵之法。无论是战略性试探，还是本心使然，都可证明商鞅在道、儒、法三个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储备——至少是浅层的基础理论。秦国之所以选择了最严苛的法家霸权之路，似乎不能全归罪于商鞅，因为秦孝公明确而主动地选择了这条富国强兵的捷径。
“舌战群儒”
秦孝公任用商鞅后，商鞅想要更改法制。秦孝公担心天下人议论自己，召集大臣们进行讨论。大殿之中，商鞅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秦国版“舌战群儒”。
商鞅说：“行动犹豫不决则无法扬名，做事瞻前顾后则无法建功。况且超乎常人的行为本就会被世人非议；独到非凡的见解也一定会被民众嘲笑。愚人看不懂已经成功的事，智者则可在事成之前预见。不可与百姓商议事之初创，但可与他们共享成果。求至德者不逢迎于世俗，成大事者不谋求于民众。因此，圣人想要国家富强就不能沿用旧法；想要让人民得利则不能使用旧制。”秦孝公拍手称好。
甘龙反驳说：“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圣人不改民俗而教化百姓；真正的智者不变法度而治理国家。顺应民俗而教化，可不劳而成；沿袭旧制而治理，可吏习民安。”
商鞅反驳：“甘龙所说，乃世俗之见。百姓安于旧俗，学者固守旧闻。让这两种人做官守法是可以的，不可与他们讨论旧制以外的事情。夏、商、周礼制不同而先后称王，春秋五伯法度不一而先后称霸。智者制定法度，愚者被法度制约；贤人更新礼制，庸人被礼制约束。”
杜挚反驳商鞅：“无百倍利益不变法，无十倍功效不易器。效仿古制无过错，遵循旧礼不偏颇。”
商鞅接着说：“治国无固定之法，只要利于国家，就不必效仿古制。商汤、周武不遵循古制而称王，夏桀、商纣不改礼制而灭亡。反对古制者不应该被否定，遵循旧礼者不值得被赞扬。”
秦孝公赞同商鞅的说法，任商鞅为左庶长（相当于改革执行官），统管变法之事。
变法内容
编户齐民。强制要求全国百姓登记个人信息，建立官方档案，以便中央能够清晰掌握人口情况。
连坐制。将民众按照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进行编组，同组之间相互监督和检举，一人违法则全组受罚。发现违法行为而不举报者，处以腰斩之刑。举报违法者，可获得与战场上杀敌同等的奖赏。包庇罪犯者，按投降敌人的罪名进行处罚。这让秦国的基础血缘纽带瓦解，国家权力取而代之，利己主义盛行。
限制人口流动。居民出行须有凭证，否则无法通行、住宿等。将百姓牢牢地绑定在固定土地上，保障国家的农业生产，避免兵源外流。
鼓励分户，初推小家庭制。一家有两名以上男子却不分户者，赋税加倍。强行拆分宗族势力，增加户数以扩大兵源和赋税。
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明确划分尊卑、爵位和俸禄等级。打破世袭制，推行军功爵制，激励平民参与作战。人们严格按照等级享有对应的待遇，包括田宅、奴仆和服饰。这让普通百姓也有了享受高等级待遇的机会，同时让原来的贵族也不得不去依靠获取更多的军功来享受更高的待遇
参与私斗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处。消除内部争斗，让全国百姓一致对外。
全力耕织，粮帛多产者，可免除徭役。从事工商业或因懒惰而贫穷者，全家贬为官奴。重农抑商，鼓励农耕，强迫全民投入到农耕，保障战时的后勤经济和物资。
无军功的人，宗室贵族不能列入宗册，富有者不能享受奢华服饰及仪仗。这是对世袭制的再一次打击，贵族宗亲和平民使用同一个考核标准（即军功），弱化了其他一切条件（包括财富），完全重塑了全国人的价值观。
立木为信
法令已经制定好，但还未发布，商鞅担心不能取信于民众。他在城南门立三丈之木，募告于百姓，把木头搬到北门者，赏十金。大家觉得奇怪，没人敢动。商鞅又下令：“把木头搬到北门者，赏五十金。”有一人把木头搬到北门，当即获得五十金。之后，法令正式颁布。
刑上大夫
新的法令颁布一年后，秦国百姓苦不堪言，到国都陈其不便者数以千计，这时太子犯法。商鞅说：“新的法令不能推行，是因为上面的人都不遵守。”要处罚太子，以儆效尤。而太子是王位的继承人，不能用刑，商鞅便对太子的监护人公子虔施以肉刑，对太子的老师公孙贾施以黥刑（即在脸上刻字，英布也曾遭受此刑）。这个打破“刑不上大夫”旧特权的惩罚，让秦国百姓第二天开始迅速遵从新法令。
法令施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非常高兴。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为国而战，畏于因私而斗，社会秩序稳定良好。起初说新法令不好的人们，如今又开始大谈新法令的好。商鞅说：“这都是扰乱教化之人。”把他们全部迁到边境。从此，百姓们再不敢议论新法的好与坏。
商鞅被任命为大良造，率军进攻魏国的安邑，魏军投降。三年后，秦国在咸阳修筑宫殿，迁都咸阳，商鞅二次变法。
二次变法
强制分户，加强推行小家庭制。禁止百姓中父子、兄弟同居一室。该条款继续瓦解着强大宗族的势力，使家庭小型化，分散化，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以户为单位进行征税，增加国家税收。
推行郡县制，强化中央集权。将小村落合并为县，每个县由国君直接任免行政长官，全国共设三十一个县。郡县制就此开始真正落实，中央的政令可直达基层。这种垂直的管理模式，从根本上避免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中央集权达到一个新高度。
废除井田制，重新规划土地，鼓励垦荒，平等赋税。该举措打破了旧贵族土地所有制，将土地从贵族手中释放到百姓手中，既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全面地将原属于贵族的收入收归国有。
统一度量衡。这五个字的力量有多大，想必了解历史者心中有数。这是全国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标准化的关键性一步，促进国内贸易，统一税收标准。
二惩公孙虔
新法令推行了四年，公子虔再次触犯法令，商鞅对其施以劓刑（割掉鼻子）。前后两次对于旧权贵——且不是一般权贵，乃是太子的监护人——的惩罚，为商鞅后来被车裂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赐封商君
五年后，秦国经济雄厚，军事强大。周天子将祭肉赐予秦孝公（代表已拥有霸主地位），各国国君全来朝贺。
第二年，齐国田忌、孙膑率军在马陵打败魏国，杀军师庞涓，俘虏太子申。第三年，商鞅劝秦孝公：“秦与魏，就像人得了重病一样，无法共存。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为什么呢？魏国地处崤山以西，建都安邑，与秦国以黄河为界，占了崤山以东的有利地势。魏国强大则向西略秦，弱小则向东图地。由于您的贤明，秦国已经强盛。魏国此前被齐国大败，诸侯们相继背叛它，此时应趁机攻打魏国。魏国挡不住秦国的进攻，必然会向东迁都。魏都东迁后，秦国就能占据黄河与崤山的地势，向东威慑诸侯。如此，帝王之业可成。”
秦孝公听从商鞅的建议，派商鞅率军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率军迎击。两军相对，商鞅派人给公子卬写信：“我当初与您交好，如今你我却各自为将，实不忍心相互攻杀。愿和您当面会盟，欢饮后罢兵，以安秦、魏两国。”公子卬信以为真，决定前往会盟。
会盟仪式结束，双方饮宴时，商鞅预先埋伏的武士俘虏了公子卬。秦军随即突袭魏军，大胜而归。
两军交战，难免会用到诡诈之术，可商鞅通过欺骗好友来赢得战争，未免有些卖友求荣、不择手段。可反观公子卬，两军交战，各自为将，怎能因敌军首领是旧交而轻信呢？
魏国的军队先后被齐、秦两国击败，国内空虚。魏惠王深感恐惧，便派使者割让黄河以西的部分土地献给秦国以求和。魏国离开旧都安邑，迁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后知后觉：“我后悔当初没有听公孙痤的话啊！”商鞅破魏后凯旋，秦孝公将於、商地区的十五个城邑赏赐给商鞅，封其为“商君”，这就是“商鞅”之“商”的由来。
对话赵良
商鞅担任秦相十年，王室贵族多有怨恨。一位名叫赵良的人来见商鞅，商鞅放下姿态说：“我能见到您，是通过孟兰皋（一位知名隐士）的介绍。现在冒昧请求与您结为好友，可以吗？”赵良却答：“不敢有此奢望。孔子曾说：‘推举贤能，而贤者至；聚集不肖，而贤者退。’我非贤者，所以不敢受命。我听过这样的道理：‘不应在其位而占其位，为贪图权位；不应有其名而拥其名，为贪图虚名。’如果我听从了和您结交的好意，恐怕就成了贪图权位与虚名的人了，所以不敢从命。”
商鞅听出话中意味，开门见山：“您不喜欢我治理秦国的方法吗？”赵良说：“能听取异议叫聪，能审视内心叫明，能克制欲望叫强。虞舜曾说：‘自谦而下的人，才是真正的高尚。’您不如去遵循虞舜的治国之道，不用来问我了。”
商鞅说：“当初秦国沿袭了戎狄之俗，父子无界，同居一室。如今我改革了礼教，制定了男女之界，分户而居，大修宫殿，将秦国建设得如鲁、卫一样文明了。您看我治理秦国，与百里奚相比，谁更贤能？”
赵良说：“一千张羊皮，也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珍贵；一千个附和的人，也不如一个直言的人难得。周武王允许臣子直言而昌盛，殷纣王强迫臣子缄默而灭亡。如果您不否定周武王的治国之道，那我请求能够向您直言进谏而不会因此获罪，可以吗？”
商鞅说：“俗话说，表面之言像花朵，诚挚之言是果实，逆耳的忠言为良药，甜蜜的奉承是疾病。如果您真的能够整日用直言教诲我，那是治疗我疾病的良药啊。我将以老师的礼节对待您，您又何必推辞呢！”
赵良说：“百里奚本是楚国的平民，他听说秦穆公贤明而一心想要去拜见。因没有盘缠，他就把自己卖给一个秦国人，穿着破衣烂衫给人家喂牛。一年后，秦穆公闻知此事，把他从牛口之下提拔起来，让他凌驾于百官之上，没有人敢埋怨。担任秦相的六七年，百里奚向东讨伐郑国，三次扶立晋国之君，一次解救楚国祸患。他在国内施行教化，远在巴地的人都来进贡。他对诸侯施以恩德，四方戎族都来归服。西戎的名臣由余听说了他的声名，叩关来投。百里奚做秦相的时候，劳累不坐车，暑热不张伞。在国内行走，不用车辆随从，不带护卫。他的功业载于史册，德教流于后世。百里奚去世的时候，秦国男女无不流涕，儿童不再歌唱，舂米者停止劳作。这就是百里奚的德行。
“而您之所以见到秦王，是依靠秦王宠臣景监的引荐，这不是成就声名的好途径。您身为秦相，不以百姓为重，大肆修建宫殿，这算不上真正的功业。您对太子的师与傅（师为监护人，傅为老师）都施以刑罚，用严刑峻法来残害百姓，这是在积怨蓄祸啊！
“教化百姓比命令百姓更得人心，百姓向上效仿比接受法令更加迅速。如今您建立背道之制，变更礼法，这不是教化百姓的行为。您又南面称孤，用新法令惩处秦国的贵族公子们。《诗经》上说：‘老鼠都有完整的躯体，一个人却不讲礼仪。人如果不讲礼仪，何不赶快去死呢？’由这句诗来看，这不是得以寿终的行为啊。
“被您割了鼻子之后，公子虔闭门不出已有八年。您又杀了祝懽，并对公孙贾施加了黥刑。《诗经》有云：‘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以上的几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做法。
“您出门的时候，跟着几十辆车，车上载满了铠甲兵器。您还让壮硕的武士做您的卫士，手持兵器的武士紧挨着车子保卫您。这当中有一样装备不全，您就不出门。《尚书》上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的处境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危险，日出则干，还奢望着延年益寿吗？
“不如归还那十五座城邑的封地，到偏远的乡野间浇花种菜。劝秦王启用山间隐士、养抚老幼、使父兄相敬、嘉奖功臣、尊崇有德之人。这样才能稍保平安。
“若您继续贪图富贵，沉迷新法，积怨百姓，一旦孝公去世，秦国想要逮捕您的人会少吗？到那个时候，您的灭亡指日可待。”
形势分析
或许是赵良引经据典太多，过于泛泛，商鞅已经听得云里雾里，看不清形势的危急；或许是商鞅沉迷于权财的巅峰，不忍割舍到手的肥肉。商鞅拒绝了赵良的救命良策。此时的商鞅，即便听从赵良的建议，也难确保能留住这条小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商鞅变法的支持者太少，在君臣之中只有秦孝公，而朝堂上的大多数是反对的。一旦秦孝公脱离了那个位置——或死亡或让位，商鞅背后的依托就会完全坍塌。
第二，严重破坏了王公贵族们的既得利益，导致大多王公贵族对商鞅恨之入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落魄贵族也必然会有些权势或财力，能够支持自己实施复仇计划。
第三，触了太子的逆鳞，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太子是未来的一国之君，拥有最高的生杀大权。商鞅对太子师傅二人的残酷刑罚，在太子心中刻下不可磨灭的仇恨，商鞅的死也许是必然。
商鞅之死
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太子继位。公子虔等人马上群起告发商鞅造反，派人捉拿商鞅。商鞅逃到边关，想要入住客店。店主不知道他是商鞅，便说：“商君新法规定，留宿要有证件，否则我们将和客人一起定罪。”商鞅感叹：“唉！新法的弊病，竟到了如此地步！”随即逃离秦国，去往魏国。
魏国人憎恨商鞅通过欺骗公子卬的卑劣手段打败魏军，不肯接受他，商鞅想要逃到别的国家。魏国人商议：“商君是秦国的叛贼，秦国如此强大，而它的叛贼逃到了魏国，不送还不行。”于是将商鞅押回了秦国。
商鞅回到秦国后，直奔他的封地商邑，并率商邑的军队向北攻打郑国，以求生路。秦国派军攻打商鞅，在郑国杀了商鞅。秦惠王将商鞅处以车裂之刑后示众：“不要像商君那样谋反！”并将商鞅满门抄斩。
人物小评
司马迁评：商君天生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当初用帝王之道游说秦孝公，凭借的只是虚浮之言，并非本意。况且他当初是通过秦孝公的宠臣引荐，被重用后就惩罚公子虔，欺骗曾经的好友公子卬，还不听赵良的劝告。以上都足以证明其背信弃义、冷酷无情了。我曾读过商君关于耕战的书，书中内容与他本人所作所为相似。最终在秦国留下一个谋反的骂名，也是罪有应得！
笔者赞同司马迁的评价，但不完全赞同。处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在严酷刑罚方面，商鞅并非始作俑者。即使没有商鞅，一定会有其他人去做这件事，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商鞅的变法是结合了吴起和李悝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并非独创。齐国著名军事家孙膑，就是在魏国被挖掉膝盖骨的，此类酷刑举不胜举。
总之，商鞅变法有功有过。功在为秦国一统六国奠定了基础，也加速了我国的大统一。过在新法令对于所有人都过于严酷，自上而下，人人自危，国强民弱。秦国军事的强大，其代价是人性之恶的极度膨胀和道德与文化的极度压抑。即使战争胜利，国家也无法转型，所以秦一统六国，二世而亡。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楼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