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融化的时候才回到连队。骑着马儿飞快地跑过场院，知青们都在清理场院，准备春播的种子。一袋袋小麦掺进“六六粉”倒入搅拌机，空气中散发着浓厚的气味。
给我写信的女孩子也在其中，每次路过都能见到她，因为没在一起干过活，更不了解她，加上失恋后的痛苦，自己想的更开朗了，认为能找到一位更好的姑娘。
她长的并不出众，在上海的知青女生中也只能排在中下等。我没有给她回过信，更没有找过她，就当没有这回事。不知她是如何去想这件事。而且回到连队后正好连队里做计划生育手术的场部卫生院的医生找到了我，他是刚从兵团调过来的，他是父亲的学生，又是同乡，他要帮我调到场部。哪儿黄土不埋人，还是埋在一个好地方吧！
二个月后，我的粮票不够吃了，因为在食堂干过，知道只有上海女生有余粮。第一，她们吃的少。第二，每年要从家里带来大米、挂面。第三，她们乐于助人。东北的就不行了，有了余粮她们会把粮食带回家，市里每人每月只供应八斤面粉。就是买不到面粉，也会在天冷时买馒头，冻好了用木箱慢件发回家中。
我不想出头和上海女生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连队谈恋爱的多了起来，我怕万一出面要会搞出什么事情来。就托一个食堂烧火的鸡西知青小张帮我要，而且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要说是谁要的，因为这个小张调皮的很，他讲放心吧。
也可能真的是缘分：这粮票真要到了徐华头上，徐华这时已调到仓库当保管员，食堂的面粉，豆油都由她从仓库调出来，小张是烧火的，常用两牛车去大库拉粮油，就要到了徐华头上。她给了五十斤，而且还问了是谁在要。一个星期后小张又拿来五十斤。这可把我急坏了，小张怎么能出卖我呢！
我当时很自信：认为我一张口，不管哪个上海女孩子都会给我的，所以才叫小张去要，结果还是让人家知道了是谁要的。为了感谢她的支援，在一次食堂买饭时，我主动和她讲了话，对她的支援表示感谢，她的回答是：不够吃我这还有，并没多说一句。
在连队吃过晚饭后就是在篮球场上三个人“斗牛”，还可以接班，有时要三四个班在等着，一直玩到天黑看不见。篮球场地就在女生宿舍旁边。一天徐华喊我过去，在门口将一盒“大白兔”奶糖递给了我。并说这是春节后带回来的，已经开始化了，并谢谢我当时为她们找座位。
这盒糖拿到篮球场上，没有任何人怀疑我和她有什么关系，大家“饿狼”一样将糖抢光。给我写信、支援粮票、送我糖果，怎么也要谢谢人家呀！回到宿舍我反复想着。
我约她到猪号附近的窑地，晴朗的天空，一轮明月把窑地照的很亮，我们坐在砖堆上，谈起了各自的想法：
“你收到我的信吗？”是她先开口的，“收到了。”
“为什么不回信？”
“没想回信。”
“为什么回来不找我？”
“我认为我们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因为你还不了解我。”
“可以慢慢了解吗？”
“你为什么会看上我呢？”
她说了一句叫我好笑的话：“你在天津下火车时对我手握的很紧。”
“干活的人握手都是这样的。”
我们从连队的生活谈到了学习、工作，还谈到了各自的家庭。我认为我的家庭不适合她的家庭，她的家庭出身好，而且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要是家里知道了肯定不会同意的。她讲了很多，简直对我十分满意，说了一大堆我的好话。
但她不知道我的想法：第一，我从一开始就没看上她，要找一个比她好的也能找到。第二，我准备调到场部，场部医院、修配厂、商店、机关，找一个铁饭碗的女生也能找到。第三，失恋后我总是在想，最好找一个资本家、地主家出身的子女，两个家庭没什么可攀比的。
两个小时过去了，谈话几乎是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结束了。我要回去了，可她却一动不动。我只好自己离开，走了三十米，五十米她还没有跟上来。我又返了回来，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快走吧！一会可能有狼！”她没动，我走近要拉她一把，她哭了，哭的很伤心。我实在没有办法让她回来，只好重新坐了下来，但没有办法来阻止她的哭声。
我真是伤害了她的心，为了安慰她，而且和我一起回来，我只好说：“不要哭了，你要认为我们合适那我们就先处一处吧！但你要写信给家里，如果对我的家庭没意见我们就处下去”她的哭声停止了，我们一同走回连队。
二十多天过去了，她约我在“老地方”见。
“家里来信了？”
“来信了。”
“同意和我这个特务子女处朋友吗？”
“当然不同意了，而且不想让我留在东北，也不同意我找一个穿黑棉袄的北方人。”
“那就算了，不要再处下去了。”
“我的家庭情况上次不是和你说了吗！爸妈做不了我的主。”
她从小在浙江长大，家里的孩子多，从小就由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她每次回家都要在爷爷奶奶家渡过。
她的直言，她的热情，她的专心，她的支援叫我没有马上回绝她。什么时候能调到场部？长得好看也不能当饭吃。“女追男好幸福”这是当时农村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自己已经有过失恋的痛苦，不想让这样的痛苦强加到这无辜的女孩身上。
我答应了她的相处条件，先不让家里知道，慢慢的让她叔叔和父母做工作，和我在北方过一辈子。她扑到了我的怀里。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感到身上在发抖，一股暖流涌到全身，我也紧紧地抱住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