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831:州郡地方官吏顺承梁冀的意旨陷害皇甫规,皇甫规好几次差点都被他们害死。于是皇甫规被埋没困顿在家,长达十余年之久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831《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五十二卷-14

言中时弊,身困乡里

皇太后下诏,命举荐“贤良方正”的人才,策问政事。

皇甫规对策说:“我认为,顺帝即位初年,勤于帝王政事,治理四方,几乎使天下得到安宁。

后来受到奸佞的包围,朝廷大权旁落左右亲近之手。

他们收取贿赂,出卖官爵,宾客相互往来,使天下大乱。人民不堪忍受,投奔乱匪的心情,犹如还归故乡一样迫切。

全国的官吏和人民,都已穷困殆尽,举国上下,空虚到了极点。

陛下以慈母之身君临天下,聪明圣哲,纯洁高尚,刚一开始摄政,就选拔任用忠诚坚贞的人才,对其他法令规章也多有改正,远近一致企望看到太平盛世。

然而,灾异并没有止息,盗贼横行,大概是奸佞的权力太重所造成的。

常侍中表现特别不好的,应该迅速罢黜和遣退,不仅要驱除这群作恶的人,还要没收他们所受的贿赂赃物,以此来安抚人民的痛苦和怨恨,回答上天的告诫。

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也应该努力加强修养谦恭的节操,辅之以学习儒术。

省去娱乐方面不急需的开支,削减家宅房舍没有益处的装饰。

君王是船,人民是水,群臣是船上的乘客,将军兄弟是划桨的水手。

如果大家齐心协力,普度众生,这就是福;如果懈怠松弛,势将被波涛所吞没,能不慎重吗?

一个人的德行,如果和他所担任的职位不相称,就犹如用挖墙脚来使墙壁加高一样,这岂是量力省功,追求安全的方法?

凡是老奸巨猾、酒徒、嬉戏宾客,都应该贬黜斥退,以此惩罚不轨的行为。应命梁冀等人好好考虑得到贤才的福气和结交非人的严重后果。”

梁冀对皇甫规非常愤恨,将他的对策列为下等,拜授他为郎中,然后又借口说皇甫规有病,将他免职,并遣送回乡。

州郡地方官吏顺承梁冀的意旨陷害皇甫规,皇甫规好几次差点都被他们害死。

于是皇甫规被埋没困顿在家,长达十余年之久。

扬州刺史尹耀和九江郡太守邓显在历阳讨伐范容等人,兵败被杀;

日南郡的蛮夷再次反叛,攻打焚烧县城和村落,交趾刺史夏方招诱他们归降。

九江郡盗贼徐凤、马勉,攻打焚烧城市和村落。

徐凤自称无上将军,马勉自称皇帝,在当涂山中建筑营垒,建立年号,设置百官。

九江郡盗贼黄虎等攻打合肥县;一群盗贼发掘了顺帝的宪陵。


感思:“贤良方正”是汉代察举特科之一,由皇帝下诏、公卿郡国荐举,被举者到京师对策,本身已经是一种“准官员”身份。

对策之后,朝廷一般都要给出一个安置,否则等于公开否定整个荐举渠道。

所以哪怕评为下等,通常也不会直接弃用,而是给一个低阶职位,以示程序完整。

郎中秩比三百石,属于郎官系统,名义上是皇帝侍从,实际上在东汉中后期常成为士人初入仕途的跳板或过渡性闲职。

梁冀把皇甫规列为下等,再授郎中,本质上是表面上完成了“对策-授官”的程序;实际上把皇甫规放在一个没有实权、容易被打压的位置上。

紧接着梁冀就“借口皇甫规有病,将他免职,遣送回乡”,说明这个郎中职位就是安置性的,是一种体面封口、随后清除的手段。

皇甫规的对策虽然触怒梁冀,但他说的是“常侍中表现特别不好的,应该迅速罢黜”“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也应加强修养”这些话在名义上并没有直接骂皇帝或公开谋反,而是打着“答天诫”“安民怨”的旗号。

如果梁冀直接把他废掉不用,反而显得自己心虚、坐实了“奸佞当道”的指控。

所以先给一个低官,再找借口免职,是更阴狠也更“合规”的做法。

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讨伐范容兵败被杀;

九江盗贼徐凤、马勉攻烧城邑,甚至马勉自称皇帝、建年号、设百官;

黄虎等攻合肥;日南蛮夷再叛。

这些不是零散盗匪,而是有组织、有年号、有官属的武装割据力量。

地方刺史、太守或被杀,或不能制,说明朝廷对江淮、九江、交趾等地的实际控制已接近失效。

发掘顺帝陵,更是对皇权神圣性的直接践踏。

汉代以孝治天下,帝陵不仅是陵墓,更是皇权合法性与祖宗崇拜的象征。

盗贼敢发掘宪陵,意味着:

他们根本不畏惧朝廷的报复;

朝廷连自己祖宗的陵寝都保护不了;

“天命”与“威权”在底层已经失去震慑力。

这比一般的盗贼攻城更严重,因为它直接戳破了“天子受命于天”的神话,朝廷的威慑力和公信度,此时已跌到极低点。

结合皇甫规对策中说的“人民不堪忍受,投奔乱匪的心情,犹如还归故乡一样迫切”“全国官吏和人民,都已穷困殆尽”,可以看出:

百姓不再把朝廷视为秩序提供者,反而把投奔乱匪当作出路;

官员系统腐败,卖官鬻爵,上下离心;

皇帝年幼,太后摄政,梁冀专权,中央权威被外戚和宦官分割;

地方豪强与盗贼武装趁机坐大。

所以,盗贼发掘顺帝陵,不只是治安事件,而是政治信号:

东汉朝廷已经失去了对“天命-皇权-官僚-地方”这一整套统治链条的有效控制。

威慑力靠的是让人相信反抗必遭严惩,公信力靠的是让人相信朝廷能维持基本秩序。

这两样,在此时都已严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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