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建瓯弓鱼是一种用草绳将鱼捆绑成‘弓’形状的传统鱼类处理技艺，以达到让活鱼吐污纳新、保鲜保活、便于运输的效果，据传始于清乾隆年间，2009年，弓鱼技艺被列入福建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大理弓鱼，学名大理裂腹鱼，是中国特有鱼类，也是云南省四大名鱼之一，因跃出水面时身体弯曲如弓得名。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仅限野外种群），2022 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物种。
陕西宝鸡渭滨区神农镇太平庄村附近，巍然矗立一块刻有“古「弓鱼」公园”四个苍劲大字的长方形巨石，那个写作“弓”与“鱼”左右相合的怪字，让我不禁有些好奇，但字典里查不到，电脑打不出，甚至无人能准确读出它的发音。它像一个被历史遗落的暗号，又仿佛一个来自远古的谜语。 这一切的源起，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一次偶然。
1974年12月，宝鸡市茹家庄村民在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了些许青铜器、马骨架及大量朱砂，由此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考古发掘工作。随后，考古学家在其附近的竹园沟、纸坊头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高规格的西周墓葬。根据出土青铜器上出现的铭文“(弓鱼)伯作宝尊彝”、“(弓鱼)季鼎”等，考古学家将这个从未见于史书的古国命名为“(弓鱼)国”。这个国度存续于西周早、中期，至少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其文明高度发达，是西周文化重要的一部分。铭文还记载了周武王曾将姬姓宗室女子“井姬”下嫁于(弓鱼)国的首领“(弓鱼)伯”。这意味着(弓鱼)国绝非边陲小邦，而是一个曾与周王室深度结盟、共享礼乐的诸侯。
在(弓鱼)国遗址中，一种钵形尖底陶器屡次出现。这种陶器并非关中地区的本土器物，而是成都平原古蜀人广泛使用的生活用具。（弓鱼）国人来自何方？为何他们的文化中散发着如此强烈的、与千里之外成都平原相似的古蜀气息？
1986年，四川德阳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大立人。他双臂环握，姿态庄严，仿佛正主持一场宏大而神秘的通神仪式。而在(弓鱼)国遗址中，同样出土了一尊青铜人像——双手不成比例地虚握成环，环径与三星堆大立人的手势几乎完全一致。它们是否拥有相同的身份，履行着相似的神职？
更令人称奇的是在纹饰上。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刻有一幅清晰图案：一支弓箭贯穿了鱼和鸟。同样的构图，也出现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而“弓”与“鱼”的组合，恰恰就是“(弓鱼)”二字的直观呈现。一幅画，一个字，跨越秦岭与巴山，将两个古老文明紧紧焊接在一起。
这或许是一个大胆而迷人的历史猜想：
当曾经辉煌的三星堆古国走到终点，古蜀的火种并未熄灭。一部分三星堆人南迁至成都金沙，建立了新的中心；另一部分人，则选择了更为艰险的北迁之路。他们携带着故土的记忆与技艺——神秘的鱼鸟合体图腾、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独特的尖底陶器形制——翻越巍巍秦岭，来到周人勃兴的渭水之畔。在异国他乡，他们凭借不可替代的高超技艺与独特的文明特质，艰难地赢得了周王朝的信任。最终，在茹家庄、竹园沟一带，他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新家园——(弓鱼)国。
初来乍到的（弓鱼）国人，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关中立足，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力与政治智慧。西周武王时期，周王室重臣井伯（或说井叔）之女井姬，下嫁（弓鱼）伯。这场婚姻，为其带来了宝贵的和平与生存空间。
茹家庄一号墓的发掘，生动印证了这段历史。这座被确认为(弓鱼)伯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带有“(弓鱼)伯作宝尊簋”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高31厘米、口径25厘米的方座簋，造型庄重典雅，腹部饰对称兽面纹，圈足上刻有夔纹，方座四角牛首高翘。最令人称绝的是，圈足内悬挂一枚铜铃，移步则作响，仿佛主人仍在宴乐中穿行。设计之巧，铸造之精，堪称上品(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墓中陪葬的“五鼎四簋”，虽然低于诸侯“七鼎六簋”的标准规格，但结合墓中发现的“六匹马驾一车”遗迹(这是周天子才可使用的“天子驾六”礼制），考古学家最终认定，(弓鱼)伯的身份应是一位享受特殊礼遇的诸侯王。在(弓鱼)伯墓室内，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名陪葬女子的遗骸——她葬于墓道与墓室之间，随葬品简陋，很可能是一位为夫殉葬的妾室。 在（弓鱼）伯墓旁，考古学家发现了其夫人井姬的墓葬，墓中青铜器上明确铸有“鱼伯为井姬作器”的铭文。
西周穆王时期，关中西部局势剧变。一个名为“矢国”的部族逐渐强盛，开始蚕食渭水以北的肥沃土地。(弓鱼)国被迫南迁至渭水南岸的茹家庄一带，依靠秦岭山麓的天险与矢国周旋。这一时期茹家庄（弓鱼）伯墓出土的青铜器，虽然数量依然可观，但体形却明显变小，制作工艺也变得草率、简陋，呈现出一种衰颓气息。
西周中期以后，（弓鱼）国在渭水南岸的活动踪迹逐渐模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具备王族规模的大墓，但令人震惊的是，墓中空空如也，没有任何随葬品，仅有一具用芦苇包裹的骨架，颈部有明显的缢痕。这或许就是（弓鱼）国最后一位国君，在矢国强大的攻势面前，选择了以最决绝的方式，与自己的国度一同走向终结。
（弓鱼）国灭亡了，但它留下的文化瑰宝却震古烁今。在（弓鱼）伯与井姬的两座大墓中，共出土了1500多件文物，以青铜器、玉器、陶器为主。其中，一件“三足鸟形尊”尤为引人注目(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此尊高23.5厘米，长31.2厘米，重3千克。器物造型为一只昂首钩喙、凝目远望的水鸟，三条粗壮的爪足挺立如鼎，鸟身中空，通体饰鳞状羽纹，尾部微微上翘，仿佛即将振翅而起。其形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代传说中为西王母取食的“三足乌”。但(弓鱼)国的这只“三足鸟”更接近凤鸟形态，长颈高冠，神采飞扬，而非后世描绘的黑色乌鸦。类似的“三足鸟”形象，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萌芽，在商周时期也多有发现。例如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上，内层十二道旋转的太阳光芒与外围四只逆飞的神鸟，构成了古蜀人最为神圣的宇宙图景——其中神鸟的足部，同样呈现出三趾的特征。这件小小的青铜酒器，再次证明了(弓鱼)文明与古蜀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弓”，是金杖上穿透鱼鸟的利箭；“鱼”，是游弋于渭水河畔的生灵。(弓鱼）这个字，不是古人的笔误，也不是后世学者的臆造。它是一个民族在迁徙三千里之后，仍不肯丢弃的文化记忆；是一个背井离乡的古蜀部族，在异邦的土地上为自己镌刻的族徽，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