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多就被右脚腕处的湿疹痒醒了，赶紧起来找药膏涂上。这是一处老毛病的地方了，隔上几个月估计就得来上一次，去不了根，还涂上药膏就管用。再躺下，竟然睡不着了，脑袋里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然后突然想起了三十二年前的一件事来......

1990年3月6日我新兵下连，6月24日，我被连队选中为预提班长培训对象，在新兵里第一个参加了轮训队，当时连队选派了8个人，其中新兵只有两个人，我就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三个多月的封闭式、魔鬼式训练，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体能、军事技能、心理承受能力极限的考验之一，也是我人生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18岁的我经历了比同龄人、大多数战友更多的艰苦历练。轮训队故事也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我们亲身经历的真实的事，都是我记忆中一个一个独立的故事：

在轮训队里，有一周的时间我是没有帽子戴的，军人讲究的是军容仪表，当所有人训练场上集合起来，军容整齐，我却光个脑袋，十分不和谐，多次被领导批，可是我没有办法啊，因为我的帽子被别人偷走了。

我们的训练有时候是需要戴帽子的，比如队列、战术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需要戴帽子的，比如擒敌训练的时候。不需要戴帽子的时候，我们会统一列队，摘帽子，解腰带，整齐的摆放在地上，就是在这样的一次训练之后，我的作训帽不翼而飞了。

我怀疑是被同排七班的一个叫李Q伟的战友偷走了，我们平时没有交集，但是我挺看不上他的，因为他总是给人一种贼眉鼠眼的感觉。我们的帽子都有自己的记号的，有的人是直接在帽子外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特别不好看，可是不会丢。我呢，用油笔在帽子里的那个标记型号的菱形皮革标上写了一个“钱”字，但是时间久了，油笔的印迹都没有了，只在皮革标上留下淡淡的笔划印迹，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估计这就给了他钻营的机会。

一次又搞擒敌训练的时候，我主动和排长报告，想利用这个机会认一下自己的帽子。毕竟在部队里出现偷盗的问题，是所有人所不齿的，排长也不会惯着的。排长同意了我的请求。

我拿起每一顶帽子辨认，当然是从我们排第一个班开始的。那哥们在七班排在第二名，一米八左右的个子，结果辨认到第二个帽子就找到了。我拿着帽子给排长看，虽然那哥们已经在我的帽子上写下了大大的他的名字，但是帽子里面型号皮革标上的印迹是老的印迹，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写的“钱”字。排长很是气愤，把那哥们叫过来，开始他还不承认，就说是他的，上面有他的名字，当我把证据说出来之后，他傻眼了。然后承认是他拿了我的帽子。

原来他的帽子不知道被谁拿走了，他立即就偷了我的帽子顶上了，让大家没有发现他丢了帽子。老兵的帽子他不敢偷，同是新兵的我成了他下手的对象。

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三只手”的人，这个事之后，心中对他的讨厌也升华了许多，还真是匹配他的“贼眉鼠眼”。但是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不是一个连队的，所以谁都不用理谁。没想到报应很快就来了......

9月下旬，轮训队结束，我们各自回到老连队，我被连队下令提升为副班长（一道杠的副班长），10月，就又被派到新兵连训练新兵去了。在新兵到来前，我们所有的新训骨干是有一个多月的集中培训的，没想到，那哥们也来训兵了，而且我们还都住在一个大屋里的大通铺上。那时候，一个大屋能装下两个班的战士（大概26人），我们一个新训连队的新训骨干也不过才二十四个，正好在一个大屋里。

我们都是各个连队来的班长、副班长，所以平时对自己的内务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内务，就是我们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白床单的铺面铺得平平整整的，更是干干净净的。我们都很在意自己的内务形象，那也是自己的形象。

这哥们在炊事班有一个老乡，有一天，他老乡偷偷地给他弄了几个鸡蛋，他抱着几个鸡蛋回到宿舍显摆，难免有破的鸡蛋，弄到他手上鸡蛋汤子了。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哥们顺手在我的铺上抹了一把，而我正在边上和别的战友说话，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唉呦我去，这是明晃晃的挑衅啊。我立即叫住他质问：“我自己都十分珍惜的床单，你怎么往我床单上擦手？”

“我没有。”睁眼说瞎话的功夫还挺厉害。

“我都看到你抹了，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啊？”

“抹你又怎么了？”

这不就是宣战吗？上次偷我帽子我还没找你算账呢，现在又来挑衅，不教训你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啊？

我二话没说，上去就是一通揍，”抹我怎么了？打你丫的。“这哥们立即和我对打，虽然身高马大的高我一头，本事却一般，三五拳下来就被我打坐到地上了。太TM痛快了，要不是其他战友马上给我们拉开了，真得好好爆揍他一通。

这通打，让他明白了他有几斤几两了，后面再都没敢挑衅过我。不过，我也因为打架，在全连骨干大会上作了检查。那我也不后悔，再惹我，还是这个下场。事后，我的老乡们听说那哥们和我打架了，问我要不要再教训教训他？我说，本来就是我把他打了，已经都教训过了，还教训个什么劲？不要再招惹是非了。

突然想起这个事，想起那个“恶有恶报”的结局，我还是忍不住开心了一下，那就写下来，当是军营往事的一段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