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内衣知识
古时内衣称中衣，中国内衣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史料见于汉朝。其中女性内衣在不同的时期又称为抱腹、心衣、两裆、抹胸、肚兜等，唐代女性“惯束罗裙半露胸”的普遍装束在历史上只不过短短一瞬，从古到今，内衣都一直蕴藏着女性的隐秘，是绝对不为外人所知的。古书中提及内衣外露的女子不是欢场女子，就是如同梁山孙二娘一般，古人对内衣的心态是隐讳的。
亵衣主腰抹胸肚兜
女子贴身穿的上衣，即肚兜中的上兜，因不能轻易示人的服用性质而得名。明清时期妇女的贴身之衣，“主”是指系扣的意思，通常为宫女所穿的款式，强调刺绣装饰。是一种“腰间小衣”，是“肚兜”的前身，始于南北朝，是唐宋时期内衣的称谓，结构上以紧束前胸为特征，以防风寒，用于约束和固定胸部。也称兜肚，以正方或菱形衣片为常见，有素色与刺绣之分，左右两角装有绳带，系于后背，还有有袋无袋之分。
中国古代内衣不像历代外衣具备严谨的典章服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衣是政治，而内衣则是情感。中国古代内衣都是情和艺的完美结合，它是女性私密空间中的悄悄话语。每个古代女子缝制自己的内衣时，都将万千情愫倾注于上：求子绣石榴、求财绣牡丹，避邪绣猛兽、思念心上人就绣花草……在外衣上根本不敢体现的人生理想及个人欲念，但在内衣上可以充分描绘展现。
正如《云缕心衣———中国古代内衣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书所展示的：中国古代内衣文化的多元性、时段性较之其他服饰更自由、更智慧，亦更富于浓情。隋唐时期，依赖内衣来展示“乘间欢合”及充当惊艳式宫女的外在符号，已开始承载“……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之异”的性开放思潮，凭借内衣的形制、色制来袒露身体，更显唐代内衣服饰文化的开放气度及人文精神中惊彩绝艳的异光；宋代后期的“理学”制约，并没有使内衣文化暗淡失色，而是以“窄、瘦、长、奇”别具中原特色，为日后的“肚兜”文化奠定了根基；明朝内衣文化中“非绣衣大红不服”、“非大红裹衣不华”的“主腰”式内衣，更体现当时社会风尚中“导奢导阴”的生活消费理念，成为对禁欲主义反叛的强有力符号；清末民国，更是华夏内衣一派艳阳天的繁纷时期，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情愿还是不情愿，既有对传统内衣的继承，又有对西方内衣文化的接纳，“修形塑身”与“寄寓精神”的肚兜艺术提升了华夏内衣的全新内容，结构上的科学化、图腾上的装饰理想化、工艺上的精巧化，材质上的多样化，使肚兜艺术与社会、身体、人生价值交映生辉。该书将自春秋以来的中国古代内衣历史文化及设计艺术铺陈得流光溢彩，彰显出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外衣严谨服制的一种浪漫隐秘图像。
汉代以前，女人下面无衣，到了汉朝才穿上开裆裤。《汉书·上官皇后传》说：“虽宫人使令皆为穷裤，多其带。”所谓“穷裤”，便是开裆裤。穿开裆裤的目的是方便大小便，然则不穿内裤，也顺理成章。如此情形，至少延续到了唐朝，日本人以唐装制成和服，似乎女子着和服也不穿内裤。
也有人说和服是“吴服”的改造，来源江南八百童男女。女人不穿内裤，保留了古代中国人“衣”的基本特点。“日本人唯一的发明，就是男人的那块兜裆布，至今还留在相扑力士硕大无比的臀缝里。”
家具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文化传统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蟹)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其中家具文化作为这个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通过祖先们的劳动创(蟹)造，逐步形成了一段段各具风格特色的独特形式。对历代家具的研究，会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生产发展、生活习俗、思想感情以及审美情趣等。中国家具的艺术成就，对东西方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世界家具体系中，它占有重要的地位。
家具一词，它们词意包括很广，但通常一般指由木匠所制造的“桌椅板凳”之类。古人是席地而坐，室内以床为主，地面铺席；再后来出现屏、几、案等家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础上又延生出榻等。到商、周、秦、汉、魏各时期，没有太多变化，有凳、桌出现，但不是主流；直到汉代，胡床进入中原地带，到南北朝时期，高型坐具陆续出现，垂足而坐开始流行。憩居形式到了唐代仍然是两种形式并行，高的桌、椅、凳等已被不少人所使用，但席地而坐仍然是很多人的日常习惯。
真正开始垂足高坐从宋代，各种配合高坐的家具也应运而生。元、明、清各代，对家具的生产、设计要求精益求精，尤其是明清两代，成为传统家具的全盛时期。
中国历代家具的特质，在于它不仅仅通过各历史时期的演变，完善其服务于人类的使用价值，同时还凝集出在其特定环境里形成的不同的艺术风格。在现存的位数众多的明清家具中，比较集中的体现出精湛的工艺价值、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沉重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就使家具成为中(蟹)华民族值得骄傲并珍视的文化遗产之一。
宋代以前的生活方式起居习惯都与后来差别很大，所以我们今天几乎无法见到宋以前的家具实物。宋以后的千年当中，人们习惯于垂足高坐，并产生大量既美观又实用的家具，明清家具是家具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及清代前期家具制造业空前繁(蟹)荣，大致上可归于两个原因，一是城市乡镇的商品经济普遍发达起来，社会时尚的追求也从另一个侧面刺激了家具的供需数量；另一个原因可能与海运的开放有关，硬质木材大量涌入，使工匠们有发挥的空间，竟相制造出在坚固程度和美观实用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的家具。
人类脱离洞穴生活后，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部落纷争、城邦混战的徘徊时期。中国在商代进入青铜文明时期，从现有的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高超的铸造技术和不凡的审美趣味。在先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祭祀活动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寄托于上天的佑护。礼器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器物，其中也有一部分器物可视为早期的家具，起到置物、储存等作用。比如“俎”，就是一种专门用来屠宰牲畜的案子，并把宰杀完的祭品放在上面；再如“禁”，是商周时期放酒器的台子，造型浑厚，纹饰多为恐怖的饕餮纹。
此外，商代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髹漆技术，并被运用到床、案类家具的装饰上。从出土的一些漆器残片上，可以看到丰富的纹饰，在红地黑花之外，还镶嵌象牙、松石等，其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
春秋时期，奴隶社会走向崩溃，整个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大有提高，人们的生存环境也相应地得到改善，与前代相比，家具的制造水平有很大提高。尤其在木材加工方面，出现了象鲁班这样的技术高超的工匠，不仅促进了家具的发展，而且在木构建筑上也发挥了他们的才能。由于冶金技术的进步，炼铁技术的改进给木材加工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变革，出现了丰富的加工器械和工具，如铁制的锯、斧、钻、凿、铲、刨等等，为家具的制造带来了便利条件。相传锯子就是由鲁班发明的，工艺的改进也促进了家具的改进。
当时主要的家具品种是几、案等。其中木制品大部分都以漆髹饰，一则为了美观，显示家具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二则是对木材起保护作用。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坐、跪于地上，所以几、案都比较低。
床的出现，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木材埋于地下，受潮受压，容易**；使用过程中也容易受到水、火的损害，所以我们很难见到那时的实物。在河南信阳出土的彩绘大床，是极其难得的物证，可以看出楚国的家具制造情况，亦可依此推断它的前身。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使用屏风的记载，它起到分割空间、美化环境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其制作和髹饰都已相当精美。
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规模庞大的阿房宫是秦始皇大兴土木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当时的辉煌都随着战火和天灾付之一炬，豪华的陈设和恢宏的殿堂都无处找寻了，我们只能借助于史料记载和文学作品来想象当时的境况。
汉代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内生活以床、榻为中心，床的功能不仅供睡眠，用餐、交谈等活动也都在床上进行，大量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都体现了这样的场景。床与榻略有不同，床高于榻，比榻宽些。设置于床上的帐幔也有重要作用，夏日避蚊虫、冬日御风寒，同时起到美化的作用，也是显示身份、财富的标志。
几在汉代是等级制度的象征，皇帝用玉几，公侯用木几或竹几，几置于床前，在生活、起居中起着重要作用。案的作用相当大，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用案作为饮食用桌，也用来放置竹简、伏案写作。
随着对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打破了各国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胡床就在此时传入我国，这是一种形如马扎的坐具，以后被发展成可折叠马扎、交椅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后来人们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
从魏晋六朝至宋元时期，前后千年有余。中国社会此期间出现过激烈变动，魏晋南北朝连年战乱，李唐王朝太平盛事，宋代市井生活日益繁(蟹)荣，元帝国疆域辽阔，史无前例。这些剧烈的变动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对雄伟壮丽的东方帝国赞颂有加，东方文明的光芒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中国人在生活中所使用的家具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席地而坐”是魏晋以前中国人固有的习惯，从东汉时期开始，随着东西各民族的交流，新的生活方式传入中国，“垂足而坐”的形式更方便、更舒适，为中国人所接受，这种坐姿的传入与佛教的传入有直接关系，尤其到魏晋南北朝以后，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形态开始了。
尽管汉末至六朝这一段时间政治混乱、战争频仍，但其间的精神生活却很自由很开放，艺术创(蟹)造充满热情。在战乱中疲于奔命的人们对佛教所描绘的来世充满幻想，而超脱凡俗的高士放浪形骸，隐居山野，陶渊明、竹林七贤，就出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佛教的日益盛兴，促进了大规模地建设庙宇、石窟，其中的陈设、用具也都受到外来影响，出现了墩、椅、凳等高型家具。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见到当时家具的实物，参考资料只能借助于同时期的壁画、石刻、文字记载或其他工艺品的仿制品。从唐代的绘画中可以看到椅、凳、双人胡床、墩等家具，但这些家具仅限于上层社会或者僧侣所使用。这与承袭前代席地而坐的习惯有关，或许是当时的人们把床、榻都理解为高的地面。在装饰方面，浮雕配件或绘画图案，都与佛教有很大关系。
隋朝只维持了37年，在家具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真正的繁(蟹)荣时期是在唐代。唐代初期就出现了蓬勃进取的精神风貌，长时间的战乱和流离失所在江山统一后，人们的生活热情得以爆发。“贞观之治”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文化上的空前繁(蟹)荣。唐代的家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显现出它的浑厚、丰满、宽大、稳重之特点，体重和气势都比较博大，但在工艺技术和品种上都缺少变化。豪门贵族们所使用的家具比较丰富，尤其在装饰上更加华丽，唐画中多有写实体现。这一时期的家具出现复杂的雕花，并以大漆彩绘，画以花卉图案。
从唐代敦煌壁画上除了可以看到鼓墩、莲花座、藤编墩等，还可以见到形制较为简单的板足案、曲足案、翘头案等。文人士大夫们多追求素雅洁净，所以这一时期的立屏、围屏多素面无饰。床榻类无多变化，因袭上代形制，以箱式床、架屏床、平台床、独立榻为主。
晚唐至五代，士大夫和名门望族们以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为时尚，许多重大宴请社交活动都由绘画高手加以记录，这给我们研究、考察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提供了极为可靠的形象资料。五代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画面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五代时期家具的使用状况，其中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墩等等。完整简洁的形式也向我们预示了明式家具前期形态，为中国历史家具的最完美阶段打下了基础。
从10世纪中晚期开始，宋王朝展开了它经济发展、城市繁(蟹)荣的画卷。
宋时高座家具已相当普遍，高案、高桌、高几也相应出现，垂足而坐已成为固定的姿势，中国历史上的起居生活变革由坐姿而定。城镇世俗生活的繁(蟹)荣使高档宅院、园林大量兴建，打造家具以布置房间成为必然，这给家具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宋代以及稍后的辽、金历时300余年，家具发展经历了一个**时期，高档家具系统已建立并完善起来，家具品种愈加丰富，式样愈加美观。比如桌类就可分为方桌、条桌、琴桌、饭桌、酒桌以及折叠桌，按用途愈分愈细。宋代的椅子已经相当完善，后腿直接升上，搭脑出头收拢，整块的靠背板支撑人体向后依靠的力量。圈椅形制完善，有圆靠背，以适应人体曲线。胡床改进后形成交椅。几类发展出高几、矮几、固定几、直腿几、卷曲腿几等各种形式。宋代家具在总体风格上呈现出挺拔、秀丽的特点，装饰上承袭五代风格，趋于朴素、雅致，不作大面积的雕镂装饰，只取局部点缀以求其画龙点睛的效果。
相对而言，元代立国时间也比较短，统治者采用的政策是汉制，所以，不仅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沿袭宋、辽、金各代，家具方面亦禀承宋制，工艺技术和造型设计上都没有大的改变。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抽屉桌，抽屉作为储物之匣方便开取，是一大发明，它更大程度地加大了家具的使用效果。而这一新事物的出现也许更多地归功于民族交流和文化交融。
从魏晋六朝至宋辽金元这千余年间，中国王朝不断更替，其中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社会取向一直沿着封建儒家的统治路线运行。当西方正在黑暗的中世纪苦苦摸索，力图走向新的启蒙之时，中国的封建王朝又在不断更替，元代也即将结素，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更世俗，更多样化的新时代。
16世纪末至17世纪，西方世界的巴洛克艺术占据主导地位。东方的中国正经历着明朝市井文化繁(蟹)荣时期，社会都很不稳定，政治**，农民起义。而离战乱较远的南(蟹)方地区，却出现了苏作家具和广作家具的造型艺术高峰时期。直到明朝灭亡以后，这一高峰还一直延续下去，至清代雍正、乾隆朝才开始出现典型清式家具的特征。
所谓明式家具，一般是指在继承宋元家具传统样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由明入清，以优质硬木为主要材料的日用居室家具。根据有关文字资料，它起始时被称之为“细木家具”，或者“小木家伙”。
起初，这种“细木家具”在江南地区主要采用当地盛产的榉木，至明中期以后，更多地选用花梨、紫檀、等品种的木材。当时人们把这些花纹美丽的木材统称为“文木”。特别是经过晚明时文人的直接参与和积极倡导，这类时髦的家具立即得以风行并迅速以鲜明的风格形象蔓延开来。细木家具具有经久耐用的实用性和隽永高远的审美趣味，它以一种出类拔萃的艺术风貌，成为中(蟹)华民族文明史中一颗艺术明珠。这种家具产生于明代，时代特色鲜明，故称其为“明式”。
明式家具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的地域范围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从传世家具实物以及文献记载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地区的明式家具持续着鲜明独特的风格。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从产品不难看出只有苏州地区的风格特点和工艺技术最具底蕴。这种风格鲜明的江南家具，得到广泛喜爱，人们把苏式家具看成是明式家具的正宗，也称它为“苏式家具”，或称“苏做”。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不安，可家具的发展并未因战乱而停滞。崇祯年间的家具不见什么创新，但从形制、工艺、装饰、用材等各方面都日趋成熟。大量进口硬木木料如紫檀、花梨、红木都得到上层社会和文人雅士的喜爱，其中色泽淡雅、花纹美丽的花梨木成为制作高档家具的首选材料。国产的木材如南(蟹)方的与黄花梨接近的铁力木、榉木，北方的高丽木，核桃木等大量柴木也得到广泛使用，另外，还有用于装饰的黄杨木和瘿木以及专做箱柜的樟木等都被广泛使用.在装饰上有浮雕镂雕以及各种曲线线形,既丰富又有节制,使得这一时期的家具刚柔相济,洗练中显出精致；白铜合页、把手、紧固件或其它配件恰到好处地为家具增添了有效的装饰作用，在色彩上也相得益彰。
在家具的种类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丰富，而家具又根据使用者在不同场合的需要进一布细分，不仅有桌、柜、箱类，也有床榻类、椅凳类、几案类、屏风类等等，其中最为集中地出现当在清朝初期。精品当数紫檀，也有少量花梨和红木。根据不同的工艺特点，做法上明显不同，可划分为紫檀作、花梨作、红木作以及柴木作等等，相互有所区别。清初的柴木家具是明代家具中的精品，许多柴木家具风格淳厚、造型敦厚，体现出来自民间的审美情趣。在柴木家具当中，以晋作为最优，河北、山东也不乏佳作，精品不绝。
清初之时，尽管在家具上的创新不多，但在开国之初，统治者以既开明又保守的姿态面对一切，体现在家具上就出现了尺寸扩大，形式守旧的特征；但随着政治的稳定，社会的繁(蟹)荣，统治者体现到家具上的追求，一是体积加大，二是装饰一味趋细趋腻。
纵观整个家具史，明末至清初这一段时间，苏式家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流传至今的许多明式家具实物，多数是清代早期苏州一带所生产的。随着社会的演变，又出现许多新品种，它们都是在“明式”家具基础上的变体，总体风格依然是“高雅”和“典雅”。
清代中叶以后，清式家具的风格逐渐明朗起来，苏式家具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与风行全国的京式家具相互影响，又各自保留着自身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在清代各种不同风格的家具中独树一帜。
此时的西方世界早已进入资本主义，频频发生政治**、工业**和科学**。而中国依然沉浸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闭关自守，自我满足。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打开国门。接二连三的灾难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观。
从家具的工艺技术和造型艺术上讲，乾隆后期达到了顶峰时期，这个时期片面追求华丽的装饰和精细的雕琢。以多求胜，物极必反，过多的奢华达到极至之后，衰落已露出迹象，乾隆时期的家具已经告诉人们对未来的茫然，除了复杂细密的装饰，已无更多的标新立异，而是不知所措。嘉庆时期曾出现了长时间的停滞，从当时皇家造办处的文件档案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作量的减少，家具生产日益衰落。这一时期的民间家具多以仿宫廷风格为主，只是更简陋更粗糙，毫无创新可言。
道光年间以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中国遭受着外国列强的任意宰割。家具业也随之结束了它曾光辉灿烂的岁月，连光绪皇帝大婚的家具也都交由民间木器作坊随意制造，其粗俗、简陋令人难以置信。民间家具以京作、苏作、广作为主。尽管京城集中了大批能工巧匠，但所制出的家具却呆板乏力；苏作家具一扫往日的高雅朴实，而变成僵硬、程式化，江南一些有名园林中所保存的硬木家具便是这一时期的产品；广作家具更多地受到外来家具的影响，狮爪脚、贝壳饰、卷草纹等在广作家具中多有出现，但仍免不了产生堆砌、罗嗦的感觉，而且做工粗糙。
研究、欣赏、鉴定古典家具有赖于相关资料,实物是一部分,来自于传世或出土；其它的来自于墓室壁画、其它材料制成的模型、传世绘画、书籍插图以及文字资料。我们的先民有厚葬之风，为我们在地下留下一部历史，具体而形象，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它们进行纵向的对照、比较，横向的分析和辨别，可以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家具的发展脉络。
所谓纵向的对照、比较就是要把家具的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纳入大的历史背景当中去，经过对照、比较可以看出它们相互之间的承袭关系和形制上的变化；通过分析家具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联系，可以明确各个历史时期家具风格变化的路线和特点；研究各朝代科学技术和材料工艺方面的进步，可以掌握家具制作、材料使用、工艺特点等方面的知识。所谓横向的具体分析和辨认，是指从造型、工艺、材料、装饰四个方面着手，进行综合分析。造型是最重要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在家具造型上流有明显痕迹，比如说唐代的家具造型上是圆形，而宋代则是以矩形为主，明代家具则呈现出比侧匀称，挺拔秀丽为特色，清代早期则是以宽大浑厚为主。装饰特点也是识别家具的重要方面，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题材和内容，在手法、装饰纹样上也都各不相同，例如明代喜用小面积浮雕或透雕,而清代则喜欢大面积使用雕、镂、刻、嵌以及金银彩绘等装饰手法。此外，对材料的选择、卯榫工艺的不同也都是重要的方面。以上诸项要整体把握，综合分析，联系背景，仔细辨别，才能认识古典家具的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