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会把“吐蕃”、“吐蕃王国”和“吐蕃王朝”，这三个概念讲讲清楚！然后，再简单梳理一下，吐蕃王朝之前，高原上的霸主国家。
不过，要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得从吐蕃说起。
很多人搞不清楚“吐蕃王朝”、“吐蕃王国”和“吐蕃”之间的概念，借着这个题目，我们把这三个概念简单梳理一下。
首先，蕃（音bō）这个词来源于生活在青藏高原民众的自称。其称谓因何而来，存在多种解读，其中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蕃”的语音，由西藏地区原生宗教“苯教”的苯（bon）转音而来。
至于，吐蕃当中“吐”这个读音由来，说法就更多了，不一而足，目前尚无定论。
雪域高原自古以来便有先民生活居住，从目前西藏考古的发现来看，拉萨河谷地区曲贡遗址和昌都卡若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的遗存。
这两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房屋遗址、石制工具和陶器碎片，甚至还出土了一枚扁平形的铜镞，经鉴定此铜镞为冶炼所得，表明了当时青藏高原的先民们已进入了青铜时代的早期。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两处遗址的年代标定为距今约4000－5000年。
随着先民们生产生活技能的不断进步，逐渐在高原各地的深山沟谷中形成了大小不一的部落，而后又进一步不断征服融合，逐渐形成了各个小邦国。
其中，在西藏山南地区雅隆河流域的野牦牛部落不断发展，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强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史称“鹘提悉勃野”部，或“悉勃野”部。
这便是吐蕃王朝的肇始，当然了这时候的“悉波野”部落，还远远称不上王朝，最多不过是个部落国家而已。
随着一代又一代吐蕃赞普（首领）的奋斗，“悉波野”部不断兼并周围部落和邦国，在所谓“四十小邦”、“十二小邦”时代脱颖而出，成为山南地区最强大的国家，这便是“吐蕃王国”。
这时的吐蕃王国，不过依旧是偏居于山南一隅的国家，其实力放在整个青藏高原上还不够看，在其北方居于雅鲁藏布江北岸苏毗国（孙波），不论是疆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远远远超吐蕃王国，更不用说位于阿里地区的象雄国了。
不过，松赞干布的父祖两代赞普都称得上贤明，在其任内吐蕃王国的国力迅速提升，而与之抗衡的竞争对手却逐渐衰弱。
至松赞干布父亲南日论赞时期，吐蕃王国终于跨过了雅鲁藏布江灭亡北方的苏毗女国，将拉萨河谷和藏北牧场尽收囊中。也正是从这时候起，吐蕃王国不但拥有了广袤的草原牧场，也为松赞干布迁都拉萨打下了基础。
当松赞干布带领国家从叛乱的泥滩中挣脱出来，吐蕃正式拥有了称霸高原的资本，尤其是当他带兵俘虏了象雄王李弥夏，曾经的高原霸主象雄国成了末路黄花。放眼整个雪域高原，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望吐蕃项背。
在松赞干布的打造下，吐蕃王国正式升级为吐蕃王朝，并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东征大唐、西拒大食、北抗回鹘、南收南诏，成为当仁不让的亚洲霸主之一。
等到辉煌灿烂的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陷入了长达四百多年的小割据时代，各地小领主纷纷自立，仿佛一夜间高原再次回到了历史上的小邦国时代，这其中最为人们熟知便是阿里地区的国家联盟——古格、拉达克、亚泽和芒域贡塘。
而这时候，“吐蕃”一词变成了一个地理概念，泛指整个青藏高原地域以及其上生活的人民。
其实“吐蕃”的汉语词汇，本就来源于唐史对其国家的称谓，之后中原地区史官们沿袭了唐朝的叫法，依旧将这个地区称之为吐蕃，但严格意义上说，唐史和宋史吐蕃一词的范畴不尽相同。
唐朝时期，吐蕃基本特指吐蕃王朝，而宋史时代，吐蕃王朝早已崩溃不复存在，吐蕃变成了泛指包括河陇地区在内的，所有藏族政权及其民众。
综上所述可知，吐蕃一词的词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先由一个藏族先民的自称，演变为身居山南一隅的小邦国，而后又成了唐史中足以威胁自身安全的王朝，最后变成了一个泛指的地域代称。
其实说到这里，问题的答案基本已经浮出水面了，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若干小邦国政权，不论是史称的“四十小邦”还是“十二小邦”吐蕃王国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还不是其中最强大的那个。
西部阿里地区的象雄国，在青藏高原早期历史上的重要程度远超吐蕃王国。
我们对于一个国家重要程度的评判基于以下几个标准：
1、是否孕育了高等级的文化现象；
2、其自身的文化特征是否强势，并能向外辐射影响其他区域；
3、是否和周边国家或其他文明存在联系。
简单点说就是，自己的文明需要高等级的文化特征，比如文字、宗教等等。另外，一个独立与其他文明之外，没有任何扩张能力的文明谈不上重要性，不过是个自生自灭的文明体而已。
从这两个标准来看，象雄文明当之无愧是西藏早期最重要的文明体，甚至可能不会有之一。
因为，象雄国很早就孕育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统，既古象雄文。在很长一段时间时间里，象雄文应该是高原地区的通行文字。
目前，西藏地区使用的藏文，在松赞干布时期才被创造出来（公元七世纪中期），并且吞弥桑布扎在创造藏文时，很可能兼容、借鉴了象雄文和梵文的一些元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称象雄文是藏文的母亲也不见得为过。
而在松赞干布之前的吐蕃31代王时期，很难想象其国家已经进入青铜文明后，记录体系会停留在结绳记事的阶段。
另外在精神领域，象雄国孕育了高原原生的宗教系统——苯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苯教都占据着高原诸国信仰上的制高点。
在吐蕃王国时期，每一位吐蕃赞普都有自己专属的苯教上师（苯辛）和专用的苯教寺院。这些地位显赫的苯教上师，不但负责赞普的宗教事务和深度插手国家的治理，以至于曾出现过“苯辛不发话，大臣不敢谈论国事，苯辛不列席，酒宴上大臣不敢歌舞”的状况。
这也是我坚持认为，吐蕃王国早期通行象雄文字的一个原因。苯教能够如此深层次的介入吐蕃王国的政治体制，不引入象雄文就是件很怪异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象雄国还是最早载入中原史册的高原邦国，《隋书·西域传》记载：象雄（羊同）曾于隋文帝开皇六年遣使赴汉地朝贡，只是“其后遂绝”……。
之后，公元631年（贞观五年）十二月，象雄朝贡的使臣到达长安，受到李世民的隆重接待，需要注意的是象雄与唐朝建立关系早于吐蕃的。
其实远在隋唐之前，象雄国便已经和中原地区发生过密切的贸易往来。
近年来，随着阿里考古发掘的深入开展，在象雄都城附近的古墓中，出土了绣有汉字的“王侯铭文锦”、茶叶残块和青铜器皿。
其中，绣有“王”、“候”二字的织锦经研究认定为汉代中原地区的产物，这说明从有汉以来，一条沟通高原西部阿里地区和中原的商路便已存在。
而这些，都远早于蜗居山南的吐蕃王国，因此从文化特征的角度上说，象雄文明才是西藏文化的根源。
除了象雄之外，藏北地区的另一个霸主是苏毗国（孙波）。
这个保持着女性为王传统的母系氏族王国，习惯上被称为“西女国”，以与川西藏区的东女国向别。
按照《隋书》的记载，苏毗“人有万家”，可见当时苏毗已经是一个户籍逾万的大国。其属地东至今天昌都附近，西达今日喀则北部，囊括整个拉萨流域和当雄、那曲等藏北草原，与吐蕃王国隔雅鲁藏布相望。
由于，苏毗国内依旧残留着原始部落管理的遗存，其国内政治体制存在大小女王共同执政的特点，这导致二者之间不断出现嫌隙和猜忌。等到松赞干布父亲南日伦赞时期，二女王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苏毗大女王居于辗噶尔旧堡（日喀则东北），而小女王则居于宇那城堡（今拉萨北）。
南日伦赞利用二者之间的裂痕，不断分化瓦解苏毗国内的贵族，使其成为吐蕃进攻的内应，终于将这个江北的大国一口吞下。
《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记载：南日伦赞时代，吐蕃控制的地域，南到雅隆、达波，东到达布、娘波，西到藏地、朱孤，北到苏毗。显然，此时苏毗本部已归于吐蕃治下，南日伦赞甚至改之为彭城。
吐蕃王国吞并江北的苏毗故国是其成为帝国王朝，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
因为，如果没有苏毗故地藏北的高原牧场，吐蕃根本无力组织起那支令对手生畏的骑兵部队。没有了高机动性的军队，对外扩张又从何谈起？
再说了，如果苏毗始终占据着江北地区，吐蕃王国将永远被锁死在山南的沟谷里，根本没有继续拓展空间，也就不可能出现吐蕃王朝这种有志于争霸天下的霸主。
正是南日伦赞搬开了这块压在头顶大石头，才让松赞干布有了迁都拉萨的可能，也让他雄才大略的儿子有机会灭亡象雄、染指青海，将国家打造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大帝国。
从某种程度上看，松赞干布和秦始皇颇有类似之处，“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吐蕃王国正是在连续不断贤主的推动下，“奋六世之余烈”搬开了一个又一个石头，逐渐在高原脱颖而出，在击倒了一个又一个曾经强大的对手后，吐蕃才成了西藏历史上最光耀的王朝，也成了所有藏族人心中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