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新年又开始禁放烟花爆竹了 。                       

说到底,禁放烟花爆竹这事儿,不仅是安全环保的算盘,更像是一场现代官僚美学与千年泥土浪漫的“暴力拆迁”。

我们得明白,烟花这玩意儿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从来不是简单的化学反应,它是一场盛大的“祛魅”与“招魂”。老祖宗折腾出这动静,最初是为了驱赶那个叫“年”的怪兽,后来演变成了对生活所有晦气、霉运和憋屈的一场集体驱邪。那种硝烟弥漫的呛味儿,配上满地炸裂的红纸屑,不仅是视觉的狂欢,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放肆。它让平日里谨小慎微、低头哈腰的中国人,在这一刻拥有了点燃黑夜、震动乾坤的合法权力。这是农业社会留给百姓为数不多的、可以合法制造噪音与混乱的机会。

可这股子“乱劲儿”,偏偏撞在了现代管理制度的枪口上。在那些习惯了PPT逻辑和数字化治理的决策者眼里,烟花简直就是现代文明的公敌。你想啊,高楼大厦是政绩的丰碑,汽车森林是工业的骄傲,结果你一把火下去,丰碑可能变火炬,汽车可能变废铁。对于追求绝对秩序的管理者来说,民俗的温情是虚的,但消防支队的警报和环保局那条PM2.5的曲线是实的。他们眼里没有“爆竹声中一岁除”的意境,只有“万一出事谁背锅”的焦虑。

于是,治理逻辑就滑向了一个极具冷幽默的怪圈:为了保护你的肺,他们掐灭了你的火;为了维持城市的体面,他们阉割了节日的灵魂。这种“一刀切”的背后,透着一股子傲慢——既然管不好这几亿双点火的手,干脆把所有的打火机都关进笼子。这种逻辑极其像是在一个怕孩子摔交的家长眼里,最稳妥的教育不是教他走路,而是把他的腿捆在轮椅上,然后美其名曰:绝对安全。

更深刻的断裂在于,权力的审美已经彻底“洁癖化”了。在他们心中,现代化的春节应该是静悄悄的,是坐在精装修的客厅里看那台尴尬的春晚,是朋友圈里整齐划一的电子拜年。那种满地红纸屑、烟熏火燎、邻里在爆竹声中大声寒暄的粗粝感,被视为“落后”和“前现代”。他们试图用行政命令强行加速这种所谓的文明迭代,却忘了,民俗习惯的养成是几千年血脉里的呼应,是苦涩生活里的一块糖。当你把这块糖抠走,换成一张写着“糖有害健康”的环保公告,生活就只剩下了干巴巴的骨架。

这种禁令其实是权力在做一场大规模的服从性测试。当除夕夜的城市安静得落针可闻,当昔日的喧嚣被巡逻车的蓝红灯光取代,这种秩序感确实达到了巅峰。但在这种完美的、无烟的、绝对安全的秩序之下,我们失去的是那种对生活热气腾腾的参与感。我们不再是过节的主体,而是成了被精心规训的、在真空包装里等待下一个工作日的零件。这种从“驱邪”到“驱民”的转变,或许才是这场禁令背后最让人无奈的现实冷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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