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来，随着雾霾天气的加重，有关污染的报道、评论、说说见诸各报端，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大家畅所欲言，而这种“言”借助载体的点击量，迅速占领了舆论的高地，是哪位高人，一语点破，舆论并非是事实的真相。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
言归正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也有了说话的权利。
一
近日读到篇名人评论，评论中拿北京雾霾和伦敦烟雾、洛杉矶光化学烟尘作比，直言后者正值工业革命之后的发展阶段，环保的观念、理论、技术都相对落后，而今时不同往日，更有厥词，此处不一一枚举。
诸如此类，于我，更觉这是出于作家之口。
伦敦烟雾，是工业革命后，重工业与发电厂的产物，集中体现为煤烟型污染，污染物相对单一。
洛杉矶光化学烟尘，是重工业衍生发展的结果，污染物表现出更多的化学特性，有的研究更直接归咎于汽车的爆发式增长。
而北京雾霾，显然是上述二者的结合体，还受西北沙尘的影响。伦敦用了30年的时间摘掉了雾都的帽子，洛杉矶用了不少于60年的时间抹去蓝云投下的影子，北京呢？在1加1大于2的基础理论面前，纵然技术的进步呈现出指数发展规律，我只能说，给雾霾以时间。
二
任何环境问题的治理，无外乎三个方向：源头、传播途径和受体。我这样形容三者的关系。
源头的控制，是重中之重，和其他相比，是“标”与“本”的关系。
传播途径的控制，夸张点讲是隔靴挠痒。
而受体的保护，无异于掩耳盗铃，换一种说法会比较有诗意：你戴，或者不戴口罩，雾霾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首先，源头的控制。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环保投入占GDP的比值，从未超过2%，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也就是说，要想摆脱目前的环境窘境，根本的办法是加大环保投入。而从企业，或者投资人的角度来讲，加大环保投入，无疑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或许会辩驳，环保三同时制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落地以来，覆盖面总归是有的。而事实上，多少环保项目，就像杯子上的盖子，喝水的时候总得拿掉。或许是我太过悲观了吧，我倒真希望是自己太过悲观。
作为环保人，任重而道远。
其次，再看传播途径的控制。
就单个项目而言，可能是一件隔音室，抑或一道挡风抑尘网，而放大到整个地区性质的概念，也就是环境容量。环境容量是可以改变的吗？可以吗？不可以吗？可以吗？
给雾霾以时间吧，也是给环保人以时间，时间就是希望，再渺小的希望在绝望面前也有无限大的可能。
三
发达国家的治污经验各有千秋，却有一条共同点——污染输出。即轻度污染工业从人口密集区转至郊区，重度污染工业从本国转至他国。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重污染、高能耗企业转至不发达国家的比例几乎过半，这在根本上减轻了源头的压力，而中国式的治污，岂是拿来主义可以解决的？
作为世界大国之一，拥有近1/5的人口，要满足14亿人的生存刚需，污染输出的路在何方？我们仿佛只能像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般探索自己的中国特色治污之路，路漫漫而修远。
给雾霾以时间，也是给所有雾霾影响下的人以时间，全民参与，转变观念，加大治理力度，低碳生活。忽然想起前些日临汾市的汽车限行，一个地级市的限行政策究竟能做出多大的贡献，但起码引起了全民重视。
给雾霾以时间，也许这个时间的单位不是年，也许是有生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