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2018年春节对抖音来说是喜庆的日子，从春节到现在，抖音已经挤掉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一系列我们熟悉的软件，在各大下载榜第一名的位子盘踞多日。极光大数据统计表明，截至目前每100台活跃终端中，就有超过14台安装有抖音，虽然每一条抖音只有15秒，但用户每天在抖音上消耗的平均时长达到20.27分钟（重度用户甚至经常泡在抖音超过5个小时）。抖音虽然和快手有着一定差别，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内核都是一致的，即打碎了传统“明星—受众”的藩篱，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络传播的明星，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娱乐内容的门槛，恶搞颠覆了往日艺术的围墙，晒产品、晒食物、晒大楼霓虹灯等形式多样的内容瞬间火爆网络，让习惯于高高在上、在新闻里公布所谓“收视率”的传统主流媒体大佬们如坐针毡。
这是全民的狂欢，更是全民的节日，一个抖音的网红每月收入可达百万，其生活让很多掌控无数导演、制片资源的当红明星也羡慕不已，因为草根网红的个人时间和生活毕竟比起一线明星来要稍微轻松一点。抖音去年火的时候，学弟晒了母校一位硕导的视频，老师依然青春依旧，借着抖音的火爆大谈其讲了十余年的“现代主义”，说抖音是“中国现代主义解构的迟来的高潮”。其实，一直想和那位老师说，早在本科阶段就想指出他学术逻辑和内容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因为他口中的“现代性”虽然云里雾里，让人觉得莫测高深，但从后现代主义的系谱看来，那只是被腰斩的后现代主义，至少根本就不是什么定义准确的“现代性”。正如张良丛教授在其《从解构到建构——后现代思想和理论的系谱研究》（以下简称《从解构到建构》）一书中所说：“将解构与建构视作思维不可分割的两种方式，是对后现代思想理论做出客观的、多维的、辩证的分析之关键。”
一直被误读的后现代主义
德国后现代主义著名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在《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一书中说：“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绝不是艺术理论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一种发明。相反地，我们的现实和生活世界已经变得‘后现代’”。“后现代”曾经是非常“时髦”的标签，只是大陆的后现代研究一直处于某种滞后，甚至很大程度上被现代主义所混淆。对于现代主义，我们也许更熟悉一些，因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的现代派艺术和运动，整整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百年，我们几乎是在现代派大师们的盛名之下成长起来的——卡夫卡、萨特、加缪、马尔克斯，塞尚、毕加索、博乔尼、康定斯基……甚至可以这样说，现代主义笼罩着上世纪的人类星空，一切荣耀很自然地归于现代性。
其实，这真是有些“乌龙”的味道。由于概念和系谱研究的某种混乱，真实的情况与我们想象中恰好相反，事实是，我们身边的生活其实距离现代主义是较远的，离后现代主义反而更近。现代主义是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后遗症”，人类竟然可以用那样大的规模和那样深的程度灭绝同类，残酷的现实让走到舞台中央的中产阶级感到迷失，西方的自由、博爱、人道理想的观念被战争蹂躏得体无完肤，现代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诞生的，其诞生的过程充满了无数个体的宣泄和迷茫。所以，现代主义从概念角度讲是偏重荒诞、抽象、虚无和超脱的，从风格上说更偏重悲观、颓废和反讽，我们所高扬的所谓“现代主义”的先进性亦或如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师所推崇的“现代主义”，其实已经是另一种思想体系——后现代主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从解构到建构》更像是一种充满着“解构”和“建构”味道的正名。比如我们所说的“抖音现象”对于传统的颠覆，对于某种主流限制的打破，这些其实是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因为“反中心、反权威”正是后现代主义的首要特征。比对现代主义产生的土壤，我们也不难看出两者鲜明的基因差别：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新的社会形态或者说文化思想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学术大争论而走向世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再次点燃了世界思想界的战火，这场讨论最终将后现代主义提高到哲学和文化批判的高度，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响应，而且成功地占据了众多学科、文化和知识领域，及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早已延伸至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比对很有些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相比较的味道，后现代主义很有些美国独立战争的味道，那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精英式的思想实验，现代主义更像是法国大革命自下而上的一种摧枯拉朽般的人民战争。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并未有什么分出高下的必要和标准，然而事实却是，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最终仍然没有如美国般实现启蒙运动的国家理想，而美国独立战争却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启蒙运动关于政权的建设设想。
至少可以这样说，你我这样的百姓完成了后现代主义自觉或不自觉的实践，但后现代主义从来不缺少形而上的哲思，更为重要的，也是后现代主义必须得到“正名”的是，正是因为人们发现了现代主义的不足，后现代主义才会应运而生。《从解构到建构》要做的正是点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特质，梳理其思想和理论的系谱历史，因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实在是一对在现实和历史中都太容易混淆的概念。从刚才的发展历史比对中，我们完全就可以看出，二战这个分水岭加速了现代主义的蜕化，但并未完全让现代主义消失，而那个时代又是后现代主义迅速产生发展的时期，两者相互渗透的情况实在是难以避免。甚至两者都心照不宣地将尼采奉为自己理论的开山之祖，半个多世纪以来争论不休，都在争夺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牌位。《从解构到建构》对此的态度是极为审慎和客观的，张良丛教授并未如一般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固执地认定，尼采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起源，而是更加温和地认为后现代思想不能仅仅吸收尼采的批判和否定思想，尼采最重要的是其建构性思想和对新价值的重构。
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最为核心的地方，也是我们重估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着力点所在，更是后现代主义一直被误读的地方。对后现代主义的误读，一方面表现在与现代主义的种种混淆不清，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则是对后现代主义“解构”与“建构”的腰斩和偏激认识。打破一切“中心”和“权威”是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特质，以至于后现代主义往往被人们与“解构”划上了等号，其实这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半特质，“建构”是后现代主义的另半壁江山，“砸烂万恶的旧秩序”绝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最终目的。大卫•雷•格里芬在《后现代精神》一书对后现代精神作了重要的补充，他说：“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继而他指出后现代主义倡导的是创造性，体现的是建设的价值，而后现代的“建构”是坚持将创造性还给大众，以完成其“去中心，去权威”的神圣使命。
后现代主义重估的必要
一切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的昙花，其突现的偶然背后都有着某种孕育的必然。按照现在的形势，“抖音现象”其实更应该称为“抖音时代”，这个“时代”并非仅仅包括抖音这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出现的王者荣耀、中国有嘻哈、这就是街舞等现象级娱乐潮流，伴随着我们如今网络时代出现的各类直播网红、鸡汤卖家、段子写手，延伸至文学领域中唐家三少等网络作家对传统作家的挑战，在艺术领域一夜成名的草根英雄对主流学院派的步步紧逼，在经济领域新经济阶层对固有规则的利用和打破等等，我们能够感受到一股“解构”的暗流正在以极为磅礴的力量在推动和撕裂着什么。“抖音时代”意味着“中心化”和“权威化”的堡垒正在摇摇欲坠，每一条源自草根阶层的十几秒的视频都仿佛射向堡垒高墙的一枚箭矢，而这些箭矢的日均攻击量目前已经超过10亿。
“抖音时代”确实拥有着摧枯拉朽的必然和意义，但事物都有着两面性，这样一个时代也有着自己的困惑和需要我们极为警惕的地方，而这正是我们重估后现代主义的必然和意义所在。这里我们并非要讨论“抖音时代”的大V如何有着天价的广告费，也不想讨论关于大众在解构传统主流娱乐内容的过程中出现的格调问题，这些都是每一种以解构为先期特征的潮流现象的必然伴生，这并不应该成为我们解读社会现象的主要着力点，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现象背后暗藏的更深层的隐忧。虽然很多上班族，特别是年轻人每天都非常辛苦，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在“抖音现象”能够成为“时代浪潮”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正在飞速地发展，一个由农村和农业为主导的社会正在转变为以城市和工业为主导的社会。现代的摩天大楼、百货商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无孔不入的消费品广告和无所不在的大众传媒，从本质上讲，这些都在昭示着一个消费取代生产在社会生活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新型社会的来临。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所提出的“消费社会”的理论谱系，“抖音时代”的困惑正是植根于这样一种“消费社会”的怪异土壤之中。波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中谈到媚俗是消费社会的文化症候，在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的本质只是一种消费文化，消费社会文化的内在精神会逐渐沦丧，最终取而代之的只是一种“文化再循环”，“他们（大众）有权做的是每月或者每年对自己的整套文化进行翻新，他们有权做的只是忍受这种像时尚般永远动荡着的简单摆动的约束”，人们消费的并不是文化意义的实体，而只是一种“套路”。无独有偶，在抖音风靡全国的现在，人们也在感慨抖音的内容越来越“套路”化，越来越审美疲劳，其实何止是抖音，如果放眼近年来我们的网络娱乐，在解构的同时，我们手中却空无一物——好声音、好歌声、好歌手、好歌曲，笑傲江湖、欢乐喜剧人、快乐大本营，热闹确实是很热闹，但人们总觉得心里缺了点儿什么，因为那些热闹归根到底只是在做着波德里亚所说的“文化再循环”。
“抖音时代”的这种困惑更让我们警觉的其实还是“消费社会”对人的全面异化。在一个被铺天盖地的“大时代”和“小时代”冲击的群体中，每个人被时尚广告和大众媒体制作出来的虚假需要和无尽欲望控制着，消费不再是一种我们自主的选择活动，其实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时尚消费信息之中。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去权威”带来的个体的创造性和对多元化的独立思考被颠覆殆尽，而这些正是后现代主义“建构”的主要内容，尼采之所以伟大，绝不是因为他喊出了“上帝死了”，而是因为他的“重估一切价值”包含着“破”与“立”两个方面，包含着破坏与创造、否定与肯定、批判与建构的辩证关系。
正因此，后现代主义才有着重估的必要，特别是在我们这片虽然喜欢将“中庸”挂在嘴边，却每每走向偏激的土地上，这甚至成为我们化解“抖音时代”的困惑，继而警惕“消费社会”的蜕化的关键所在。因为，如果我们留心观察就可以感受到一种被逐步蚕食的异化，那是人的主体性的不断丧失，我们可以刷“抖音”到地老天荒，但我们作为人的独特性却早已在包括抖音在内的无数“消费池”中被洗刷殆尽。也许这正是张良丛教授写作本书的初衷，他不无担忧地写道：“当下，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国家的全面改革，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已经基本‘崩溃’，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表象体现为唯资本马首是瞻，却掩盖不住背后的价值空虚。对中国文化的重构还需继续努力，而尼采的建构性思想恰恰提供了中国文化重构所需要的关键文化资源。”（笔者注：按照尼采的观念，肯定人的生存的价值会让人的力量无限生存，故而解构之后的建构十分重要，张良丛教授这里所说的“关键文化资源”其实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后现代进行重估的理念和分析当下“抖音时代”困局现象的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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