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华夏大地上，三位智者如同三面棱镜，将人性的光谱折射出不同的颜色。孟子看见晶莹剔透的赤子之心，荀子触到阴郁幽暗的混沌深渊，韩非子则用锋利的刀刃剖开人性的肌理，露出追逐利益的血管脉络。当我们把这三面棱镜叠合，人性本来的模样才真正显现——那既不是纯洁无瑕的琉璃，也不是污浊不堪的泥淖，而是光与影交织的斑斓长卷。
商鞅变法时的咸阳城中，新法严苛如铁，告密者可得重赏。街市间父子相告、夫妻相讼，看似人性之恶在律令的刺激下喷涌而出。但若深究历史褶皱，会发现这正是制度对人性的塑造：当善行得不到守护，当秩序失去公平的准绳，人性的光芒就会在寒风中颤抖。正如韩非子所言，人性趋利如水就下，但真正需要拷问的是我们为这流水修筑了怎样的河道。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在车间门口悬挂"天地生人，与草木无异"的训诫。这个晚清状元既深谙人性逐利的本能，又执着于以商养学的理想。他在南通修建学校、图书馆、剧场，用实业利润滋养文化绿洲。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恰恰印证了人性本非非善即恶的简单命题。就像长江在奔流中既携带泥沙也孕育文明，人性中的善恶始终在相互激荡。
洛克菲勒从垄断石油到建立基金会的过程，恰似人性自我救赎的寓言。年轻时他像贪婪的章鱼般攫取财富，晚年却将半数家产投入医疗与教育。这不是善恶的相互抵消，而是制度与人性的共同进化。当反垄断法斩断垄断的触手，当慈善抵税政策唤醒善意的萌芽，人性中蛰伏的向善因子终于破土而出。正如古希腊剧场里善恶同体的酒神，人性永远在制度的琴弦上演奏着复调的乐章。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望，我们会发现人性从来不是凝固的琥珀。商鞅的咸阳早已化作尘土，但法治精神仍在为现代文明筑基；张謇的纱厂虽已沉寂，实业报国的理想仍在长江口激荡。人性如同永不干涸的江河，需要智慧的堤岸来规导其流向。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善恶的简单标签，转而用心构筑惩恶扬善的制度长堤，人性的光辉终将在文明的河道中折射出璀璨的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