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上，我的脑子里总是有两个“学”字在争锋：要我学和我要学。老师要我学的东西是硬指标，我会半生不熟地先把它搞定；我要学的东西，就要在东张西望中隐蔽进行，充满了诗意和乐趣，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从读小学起，一直到初中、高中、大学，在课堂上就是一边听一边看教科书，每当看明白了老师要讲的内容，有了提前量，就开始不安分了。我是属于“上课偷着乐”型的，一个人闷玩，拔根头发也够我玩一阵子的。
先拧紧头发，像给钟表上发条，然后松手，出现了一个挣扎的小动物，在桌上翻滚，扭曲变形，变幻无穷。我凝神观察、调控这个位能向动能转换的即兴表演的小家伙，浮想联翩，兴趣盎然。接着就用两根头发搞双打，再后来又用三根搞混战，最后发展到多根头发的乱战。我当裁判，就像在拳击场上，不时将出界的选手放回中央，还真够忙的，往往比赛还没结束，下课铃就响了。
真还应了爱因斯坦的那句话：“当你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时，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原来我这是在大师的四维空间里徜徉，连我这个小游戏也没跳出他的掌心啊。
后来学《高分子物理》，看到弗劳瑞提出的“大分子无规行走模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当时“课桌头发秀”的各种造型，似曾相识啊。没准这位教授也曾是小顽童，做过这个小游戏。其实这头发丝怪兽的打斗就是我的形象思维启蒙课，现在看来，甚至有柔性机器人的范儿。
课堂上我最喜欢的还是画画，一张纸，一杆笔，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涂鸦。
还在幼儿时我和绘画就很有缘分，我母亲对我的启蒙教育中，最有效果的恐怕就是画鸡蛋了。后来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你刚学会说话的时候，我只要画一只鸡，把纸给你，你就会专心地画圈圈，正面画完再画反面，直到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鸡蛋填满了，还意犹未尽呢。”
看来我的基因里可能还真有画画这一份啊。
上学后，我这个鸡蛋画匠的兴趣进一步发扬光大，自然就少不了涂鸦之举，就近取材，课桌和课本是我的重要习作场所。
开始先画自画像，因为不想求人。对着镜子投入地画了许多自画像，仔细筛选了拿去给同学看，结果不外乎两类：他们说画得像的，我觉得太丑；我认定画得挺帅、挺像的，他们说根本就不是我。经常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凭自己这份尊容和心理，确实不适合做肖像模特。
我不想再折磨自己，后来就改画连环画，去折磨别的同学了。
先是盯上了同桌的赵义忠。他竖眉吊眼，怎么看怎么像京剧里的英俊小生。可惜皮肤不够白，如果擦上京剧化妆用的官粉，再涂得厚点儿又不怕掉渣的话，活脱脱一个白面书生。
不幸在我作品里，他总是充当武生，一个注定受尽窝囊气的悲剧人物。每次都不得不披挂上阵，拿一杆破枪，骑一匹劣马，在“赵”字旗下，战战兢兢或精神萎缩地迎战“齐”字帅旗下高大威猛的我。结果可想而知，不是被我生擒活捉，就是斩于马下。
那些复杂的斩杀过程和折磨细节已经记不清了，我还大致记得连环画里最经典的对话：
“来将通名！本帅刀下不斩无名之鬼！”我气壮如牛，大声吼道，
“末…末将赵义忠，前来犯你疆界…”他骨瘦如柴，仰着脸，战战兢兢地嘟囔着，
“大胆！无名鼠辈看刀！”
我不由分说，一刀将就他那银样蜡枪头削掉，旋一刀，就将他斩于马下，手法之迅捷不亚于当年关公温酒斩华雄。反正是吹呗，不纳税。
这种折磨还不算，他最气不过的是，凭自己一个气宇还算轩昂的高穷帅，竟然被我变着花样糟蹋得不成样子。今天是一副穷酸像，明天又成了窝囊废、受气包，好似大旱了三年，瘦得皮包骨头，颧骨高耸，吃糠咽菜还得硬撑着前来挑战。
而单薄瘦弱的我却画得膀阔腰圆、威风八面，明摆着就是要他烘托我来扮酷！其实他比我要高出差不多一头，我倒是属于他说的“三根穷筋挑一个瘦头”的那类瘪三形象。幸亏他会舞狮，还能吸引一些女生的目光，也就不大和我计较。
如果硬是要给我的这些连环画评优摆好的话，唯一的功劳大概是对我的亲密的同桌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挫折教育，使他的逆商疯长，终于能够坦然面对我的一个个残酷的新作。其实每次看画之前他就知道了注定失败的结果，可还是忍不住想看看怎么个输法和如何受折磨。不知不觉中，他的忍受力已经远远大于常人，能够淡定地面对痛苦，甚至主动接受痛苦，的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等我十八般武器玩了个遍，他的失败也再找不出新花样了，连环画店也就关门大吉了。
后来他真的百毒不侵了，成为铁路局某公司的经理，几十年后同学聚会，他早已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看着他口若悬河、居高临下、志得意满的做派，我心里还真有点不服气：“哼，神气什么！没有我对你的一年义务挫折教育你能有今天吗？”
我还真有些后怕，庆幸与他同桌只有一年时光，使他完成了从自恋到自信的蜕变，如果时间再长一些，真不知他能否演变为自虐甚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倘若是那样，我的自娱自乐就走向反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