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琴声总与苦难以及不幸联系在一起。
庄上有户人家,住在东北角,三间茅草屋,屋檐伸手可及。屋后是全庄唯一的一片竹林,竹林后面是进出村的必经之路,家里有什么事,是瞒不住别人的。屋里正常住的是母子两人,男主人是外地剧团里的琴师,大概两、三年回来一次。但凡每次回来,都是穿的干干净净地白衣衫裤,手里拿着一把纸扇,完全与庄上的人不同。一般回来三、五天,说走就走了,只留下母子两人独独地守着,直到下一次重逢。
母子两人过得很清苦,老太婆大概有五十多岁,瘦弱弱的,好象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爱抽烟。卷烟是那个年代的奢侈品,小队长抽的是“红波”,大队长才能抽上“华新”,抽到“飞马”或“大前门”的,恐怕是公社干部了。而老太婆只能买“经济”或“强力”的,一边抽着劣质烟一边不停地咳嗽,有时候实在没有烟抽了,不是拾地上的烟头,就是用向日葵叶子揉碎了卷起来当烟抽。就这样,把家抽得一穷二白、黑咕隆咚的。
象这样的人家是很少有姑娘看中的。儿子快三十岁了,还没有个对象。小伙子个头不高,也没有什么力气,生产队就安排他做一些放牛、看场等之类轻巧生活,算是照顾。但他会吹笛子,大概是跟父亲学的。放牛时吹一曲,收工回家再吹一曲,全庄人都听得见。那一年的冬天,人们都熄灯上床了,小伙子还在吹笛,吹的不是平常的《小放牛》,而是《北风吹》,笛声充满了忧伤。后来听村上人说,他父亲在外面又有女人了,以后不再回来照顾他们母子俩了。没有多久,老太婆一口痰涌了上来,撒手人寰了,小伙子从此以后也离开了村庄……
庄上原来是没有人会拉二胡的。是插队的知青,把二胡带到庄上来的。虽说都是知青,但也分好几种,一种是家里成分高,到乡下接受改造的;一种是“老三届”,家里兄妹多,不得不来的;还有一种是社会青年,没有吃过苦头的……。会拉二胡的知青叫老李,戴个眼睛,在乡下人眼里算得上是个文化人。庄上人对知青一般都比较善待,做农活只是跟趟走,从不安排他们单打独斗。尽管如此,处于那个年龄段的人,远离了繁华的城市,来到偏远的农村,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和孤寂,特别是乡下的夜晚最难熬,忙碌一天的村民,很少与他们聊天攀谈,倒是小孩子常常在晚上围着他们转。夏天的晚上,五、六个光屁股,缠着他们讲城里的故事,引发了孩子们心中无限的向往。等故事讲完了,老李才会拿起二胡拉上一曲,这时孩子们都散的差不多,只有老李一个人独自地拉着属于他的二胡,没有走的孩子,也早就在他的琴声中睡着了。庄上人嫌二胡的声音有些凄凉,听了总想抹眼睛,老李不晓得庄上人有这个想法,依旧自顾自地拉着他的二胡,给风儿听,随风儿飘;给自己听,随心儿走。
据庄上人说,老李的父亲是个局长,后来被打成“右派”。老李在家是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全靠他母亲一个人操劳,自己已经二十七、八了,至今还是光棍一个,原先谈过一个女朋友,听说他下乡了,也就分手了。他插队到庄上,只带了两样东西:一纸箱书、一把二胡。老李除了干活,只有看书和拉琴。恢复高考后,他考上大学离开了村庄。后来,老李在大学里做了一名老师,学生们都说他语文教得不错,但不知道,老李的二胡也拉得很好。
听到凤凰琴的声音,是在我的伯父家里。伯父是援朝志愿兵,在转业的路上遇见了我的伯母,他们组合了一个家庭。不知道伯母是做不惯家务活,还是天生喜欢漂泊,在我的记忆中,她一直在外流浪,起初是带着一把二胡,混迹于城市的车站、码头,但我从来没有听她拉过一首完整的曲子。伯母一年在家里呆不到一个月,回来伯父都藏起二胡,不让她走,可就是拴不住伯母的“野马心”,还是出走了,留下的二胡陪伴伯父度过了无数难眠的夜晚。我真佩服伯父有天生的音乐才能,就这么胡拉瞎抹地,居然把“孟姜女哭长城”拉得象模象样的,从此,庄上又多出了一把哀怨的二胡。丢下二胡的伯母又为自己添了一把凤凰琴,依旧在码头、车站飘忽着。说也奇怪,二胡拉得不怎么样的伯母,凤凰琴倒是弹得不错,一曲《小曲好唱口难开》还能搏得掌声。尽管琴声很好听,而庄上人不许自己的孩子学琴。随着伯父、伯母的谢世,庄上再也听不到二胡和凤凰琴的声音了。
他们的琴声都离我远去了,成为那段岁月的记忆……
赵 新
二0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