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一些医务人员在隔离病房

2月4日下午，临安区首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院。住院13天后，她走出了临安区人民医院的隔离病房，走向在鲜花和掌声中失踪许久的家人。

传染病科主任于建平一直陪着她，陪她走到传染病科的前门。简单而隆重的告别仪式结束后，他转过身，走回隔离病房，那是他的位置。

很多人不知道，和病房里其他15位同事一样，他和病人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天甚至更早的时候相继进入隔离病房，至今没有人离开过医院。

病人可以康复出院，在疫情结束前，感染科也不会少“兵”。

领导担心：在疫情下，同事的安全更受关注

传染病科主任于建平经历了多次战斗。1995年，他参加了这项工作。2001年，他负责感染科。2003年，他遇到了非典。后来，爆发了麻疹和甲型流感

对老百姓来说，医院是抗击传染病的第一线，而在医院里，传染病科是第一线。

拥有32名医生和护士的感染科再次肩负起新的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重担，但并非只有它一人。来自外科、呼吸科、ICU中心等科室的数十名医务人员在医院的号召下志愿服务，65对肩膀一起走向协同手术的“战壕”。其中，16人进入隔离病房。

这16个人是俞建平心中除了病人之外最沉重的负担。

到岗前，他给大家上了一堂特殊的课，讲解和示范如何做好医务人员的自我保护。进入正式战斗后，他还每天从国家和省级疫情信息中更新知识库，不断完善防护细节。

在隔离病房，对确诊病人进行分级管理，无疑比疑似病人更危险。特别是取样时，用棉签插入病人口腔，反复旋转各部位，30秒后取出。

最初几天，俞建平亲自对确诊病人进行了抽样检查。他担心的有几件事：一是担心抽检会出现假阴性；二是担心同事的保护不到位和感染；三是开始时同事也有心理压力，所以他总是演示自己的手术。几天后，他如释重负，但当他需要进入确诊病人的房间时，只要他还在值班，他总是说：“让我来做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总是微笑着，这可以称为“俞建平的微笑”——情况越严重，笑容就越温柔平静。例如，“最大的压力来自我的团队。如果保护不到位，他们就被感染了……”这和这个沉重的话题是一样的，因为他觉得只有当他展现出阳光的一面，队里的其他人才会更有信心。

老护士长的座位：如果我是党员，我需要去哪里

王贵儿是传染病科的老干部。他1984年参加工作，1992年来到传染病科，经历过非典，2006年入党，今年6月退休，孙女9个月大。

最初，她提出隔离病区。大年三十，她早上七点半去隔离病房准备下一个新的治疗工作。她一直工作到下午六点半。年夜饭是在医院食堂吃的。

护目镜会有雾，她又是老花眼，视力不好；防护服是密封的，她戴着时感觉不到。脱掉后，她的背部会发冷，汗水会从头发上流出，她会感到头晕。这一天，她穿着防护服连续工作了6个多小时。由于医疗资源短缺，她不得不尽可能地节省开支。

她没有抱怨，因为年轻的护士和被调职的同事把她当成了前辈，一个接一个地向她征求意见。他们对过程和环境、如何保护自己等都不熟悉，这让他们非常困惑。

因此，每个想进入隔离病房的人都由王贵儿监管。拉上拉链，把口罩贴在鼻梁上“很多都没有我儿子大”，带着这样的心情，她照顾着病人和同事。

经历过非典的王贵儿比以前更加坚定了。”目前的病房设施虽然简单，但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除了各种防护装备外，还有强大的后勤保障。领导们对此高度重视，“这种自信让王贵儿主动要求开战，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顾虑。”他在消毒和隔离方面有更多的经验，他感觉不那么糟糕。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男外科医生失踪：我经常和我的小儿子录像，怕他不记得他的父亲

胃肠和乳腺外科医生张健去年做了400多个手术，除夕夜在住院部值班。原来，从初一到初四，都是他轮换的日子。连续四天休息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因为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少，很难休息。结果，流行病发生了。

提出隔离病房的张健只能用手机与家人见面。他最想念他22个月大的儿子。现在他只能说两个字，比如“爸爸”。张健让孩子给视频中的父亲打电话，“万一他忘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目前还不知道疫情何时结束。之后，医务人员将不得不被隔离14天。和孩子们分开很长时间了。

我妻子有一次带了两个孩子去隔离病区找他。对讲机没电了，所以她在楼下大声喊道。当时，张健正在隔离病房取样。一个病人还年轻，不太配合。整个过程花了十多分钟。从隔离病房出来取回手机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我妻子必须回家，他才能等。

回忆起这件事，张健的眼睛闪闪发光。”面对如此大的流行病，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普通人可以待在家里，不乱跑。我们医生最大的贡献是在岗位上。”

呼吸内科男医生“复出”：写入党申请隔离病房

罗碧军，呼吸内科医师，13年，现任科教处副处长，已调任行政工作。疫情爆发后，他主动申请隔离。”我在呼吸内科工作这么长时间，对业务也很熟悉，“复出”的官员冲进了最危险的隔离病房。

罗碧军印象深刻的是，一名患者没有症状，病毒核酸呈阳性。

不久前，他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要求在一个偏僻的病房里入党。他觉得在充电之前是先进性的体现。

与世隔绝的生活：平静与平静背后有信仰

在隔离区，记者还采访了感染科护士长杜艳飞、Yu Lu、感染科护士、王丽宏、城西分院肾科护士长、李赫芳、骨科护士。

大家都说，他们都经历了一段从恐慌到冷静的心理历程，这得益于安全防护的深入实施和相互鼓励。

杜燕飞去年10月申请入党。她是该党的积极分子。她在隔离病房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她在报告中说，很多医务人员主动留下来，这也成为她坚持的动力。

王丽红的丈夫是临安区人民医院的医生。非典期间，他们在隔离病房里相爱，在隔离中获得了爱情。现在他们正在对抗新的肺炎冠状病毒感染。

于璐护士，1996年出生。她说：“其实我平时很宅，现在就住在隔离病房里，只是宅多了。”

李鹤芳的妻子在公安系统工作。进入隔离病房后，妻子也到检查站执勤。她告诉记者，儿子在电话里告诉她：“我父亲也去上班了，但在我走之前，他教我滑冰。我对此了解不多。”

当我们在家生活是为了“为社会做贡献”时，有很多医务工作者坚守在一线。

我们进医院时，他们担心病毒。

因为同样的信念汇集在一起，它们是我们和平生活的保障，也是战胜这一流行病的希望。

（原题：16名坚守共同信念的医务人员的隔离生活，作者孙梦蕾）。编辑：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