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写一部长篇小说”

                                                ———听陈瑞琳老师讲座有感

    九月五日，加拿大女作家协会举办线上公益讲座，邀请北美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陈瑞琳女士主讲《北美女作家漫谈》。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写一部长篇小说。” 瑞琳老师这样说。

     瑞琳老师谈到，人的快乐分有层次，精神快乐是一种高层次的快乐，而写作有助于我们寻找到这样的快乐。从这个意义而言，喜欢写作的人是幸福的人。

    瑞琳老师认为，文学是疗伤，也是救赎。文学永远带给你希望，让你有了一个终生的情人，你可以对着她倾诉，倾诉的过程就是疗伤的过程。

    瑞琳老师谈到，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一定的高度，那么，我们就不仅仅要疗我们自己的伤，还有思考民族的伤。我们要跳出自己，探索民族的伤痛，思考我们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关系。我们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人类的思考，我们通过文学寻找一种人类合理的存在方式，试着回答我们应该怎样活着。

    瑞琳老师还引用了加拿大女作家协会会长郎莉女士的一句话：“写作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瑞琳老师的讲座带给我本人极大的帮助。我的个人观点与瑞琳老师的总结不谋而合，只是我以前从未从理论高度去思考这些问题。

    最初我写自传体长篇小说《拯救》是一种疗伤，我记录我的第一次婚姻从校园的情投意合到暴富的同床异梦，又走到反目成仇恨不得杀死对方的地步，最终却又饱含遗憾和歉疚。这是一种倾诉，我在倾诉的过程中获得心理平衡和解脱。

    在认识我现在的丈夫后，我转而记录我们相识相爱的点点滴滴，当时坠入情网的我有强大的幸福感，但我却找不到人倾听我的诉说，我的爱情不被世俗认可。

    女人无论幸福还是悲伤都需要诉说，我的文学写作正如瑞琳老师所说成为了我的情人，她永远安静地等待并且无条件接纳我的诉说。

    网络让这种诉说有了真实的听众，而且这些听众及时给予我反馈，与我共鸣。网络改变了文学，使得每一个人不仅可以为自己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每一个作者都会有自己的读者。

    正如瑞琳老师引用的郎会长的话所说的那样，写作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随着我记录我的男主角给予我的关爱，我慢慢地爱上了我的男主角，我最终无法分辨我到底是爱上了我笔下的男主角，还是爱上了这个后来成为了我丈夫的男人。假如不是写作，我可能不会将他为我做出的牺牲体会得那样细腻感人、淋漓尽致、蚀骨噬魂。最终，我被我自己的作品感动了，我这个原本打算终身不再婚的人嫁给了他。

    当我完成了疗伤和自我救赎，我的文学之路似乎已经走完了，我将这些放置在新浪博客里的博文私藏了，这些事情毕竟是我个人的隐私，我内敛的男主角也非常反对我公开这些个人隐私。

    此时，郎莉会长成立了“加拿大女作家协会”，她以前读过我的博文，她鼓励我将这些博文整理出来，形成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她认为我的这部作品是有意义的，它会对陷入婚姻悲剧中的部分女人，特别是与我命运相同的富裕女人，在选择人生道路和伴侣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这时候的我，正如瑞琳老师所言，跳出了自我的小圈子，去思考我个人的伤痛与民族伤痛之间的关系。我惊讶地看到，我和我丈夫各自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是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大潮下的典型缩影和必然产物。

    经济大潮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贫富差距带来了婚姻和情感的动荡：富有的男人中有人接受了这个社会的潜规则，他们可以带着婚姻和其他女人谈情说爱；未曾暴富的男人中有人则不得不面对对他们产生了嫌弃不满最终离他们而去的前妻。

    作为被富有男人抛弃的年过芳华的女人，我们能否再一次相信爱情？我们应该怎样寻找自己的伴侣？我们如何处理金钱问题？我们怎样对待对方的孩子？当女人在经济上比男人具有优势，我们如何打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定律？面对世俗的嘲笑和讥讽，我们怎样战胜内心的纠结和不甘？我们又怎样对待昔日的情感和曾经的亲人？

    我们在这人世间不过是在寻找幸福，我们个人的寻找和体会不一定是正确的，更不可能是唯一正确的。但是，当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写下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这就好比我们提供了拼图的一个碎片，无数个这样的碎片构成了世界的完整拼图。

    愿我们借助文学，完成自我疗伤和救赎，也为他人的幸福提供世界完整拼图中属于我们的那份小小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