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拓跋新立（155）

两晋南北朝——拓跋新立（155）
话说公元338年，后赵的冀州八郡突然闹起了特大蝗灾。黑压压的蝗虫像乌云一样掠过农田，所过之处，绿叶啃光，庄稼尽毁，老百姓眼看着一年的收成就这么没了，哭声震天。按当时的规矩，天灾往往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后赵的司隶校尉就上奏，请求惩处当地郡守县令。
赵王石虎，就是那位残暴嗜杀的魔头。但这次，他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看着奏章，叹了口气说：“这场蝗灾，是朕施政有失德之处，上天降下的惩罚。怎么能把过错都推给地方官呢？” 他越说越生气，矛头直指那位司隶：“你作为朝廷大员，不给朕提建设性意见，弥补朕的不足，反而胡乱陷害无辜的地方官，你这叫忠直吗？”
最后，石虎把这位司隶革了实职，以观后效。这件事，看起来是石虎难得地“圣明”了一次，但细想之下，或许是他深知地方官在灾年维稳的重要性，与其换上一批不熟悉情况的新官，不如让旧官戴罪立功，更能有效控制局面。当然，也可能只是他一时心情好，或者想展示一下自己并非总是蛮不讲理。
处理完蝗灾的事，石虎派襄城公涉归和上庸公日归，率领军队去镇守长安。可没想到，这“二归”到了长安没多久，就秘密给石虎打小报告，说镇西将军石广在那边私自收买人心，树立个人恩惠，恐怕有不可告人的阴谋。石虎一听，这还了得？他最忌讳的就是有人动摇他的权力。于是把石广从长安召回邺城，不容分说，直接就杀掉了。
视线转到南边的东晋。这一年朝廷进行了重要的人事调整。任命司徒王导为太傅，总督中外诸军事；又任命郗鉴为太尉，庾亮为司空。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支撑东晋小朝廷的三大支柱。到了六月，又任命王导为丞相，直接把司徒这个官职给废了，其职能并入丞相府。这下，王导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王导这个人，性格比较宽厚，有点“抓大放小”。他任用的一些将领，比如赵胤、贾宁这帮人，经常不把法纪放在眼里。朝中很多大臣对此忧心忡忡。这里面，最看不惯的就是司空庾亮。庾亮是晋成帝的舅舅，地位尊崇，而且是个理想主义者，眼里揉不得沙子。
他对太尉郗鉴说：“咱们皇上从小到大，在宫里接触的都是宫女太监，想读书，连个能正确断句讲解的老师都没有。这像什么话？皇上年纪已大，早就应该亲政了。可有人仗着帝师的高位，养着一大批无赖之徒。你我二人都是先帝托付的重臣，将来有什么脸面去见地下的先帝啊！” 字里行间，义愤填膺，他甚至想和郗鉴联合起兵，废掉王导。
不过，郗鉴是个稳重派，考虑问题更周全。他觉得庾亮这想法太激进，风险太大，弄不好会引起内战，动摇国本，所以没有同意。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庾亮这个计划，被南蛮校尉陶称（陶侃的儿子）知道了，陶称转头就秘密告诉了王导。这下可炸了锅，王导身边就有人劝他，得赶紧暗中做准备，以防万一啊。
可王导平静地说：“我和庾元规（庾亮的字）休戚与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些不着边际的谣言，聪明人就不该传，也不该信。” 他顿了顿，甚至带着点自嘲的洒脱说：“就算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元规要是真带兵打过来，我大不了就摘下官帽，回我的乌衣巷老宅安度晚年，有什么好怕的呢？” 他非但没有怪罪庾亮，反而还写信嘱咐陶称说：“庾公是皇上的舅舅，你要好好侍奉他。”
与此同时，庾亮手下的征西参军孙盛也劝谏庾亮：“王丞相这个人，常有一种超脱世俗的情怀，好像不怎么贪恋权位，他哪里会做争权夺利的俗事呢？这肯定是有些奸邪小人，想在您和王公之间挑拨离间，破坏朝廷内外的团结啊。” 庾亮听了这番分析，冷静下来一想，觉得有道理，这才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虽然风波暂时平息，但王导和庾亮之间的心结算是结下了。当时庾亮镇守在外地的荆州，手握重兵，但他依然能遥控建康的朝政。很多趋炎附势的人，都跑去投靠他，他的势力很大。王导心里对此其实很不痛快，但又不能明说。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一次西风乍起，扬起尘土，王导举扇遮脸，慢悠悠地说：“元规那边的尘土玷污人啊！” 这句看似随口抱怨的话，刻画出王导对庾亮那种权势逼人、令他不适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
也是在这期间，王导任用江夏人李充做丞相府的属官（丞相掾）。李充看到当时社会风气崇尚清谈玄学，比较浮夸空虚，就写了一篇《学箴》来纠偏。他讨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老子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难道真的是要彻底抛弃仁义之道，老百姓才能自然生出孝慈之心吗？
李充认为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上真心实践仁义的人太少，而利用“仁义”之名谋取私利的人又太多。大多数人只看到表面的形迹，而能领悟大道根本的人很少，结果越追求那些表面的形迹，离本质就越远。所以他写《学箴》来破除这种迷惑。
他强调，没有“仁”就无法让万物生长，没有“义”就无法规范人们的羞耻之心。所以仁义本身是不能抛弃的，需要去除的，只是那些损害仁义本质的虚伪行为和过时教条罢了。李充的思考，在当时算是非常清醒和深刻的了。
再说成汉政权。汉主李寿手下广汉太守李乾，向李寿告发，说朝中有大臣图谋废立皇帝。这可是惊天大案！李寿虽然半信半疑，但宁可信其有。于是在这年七月，他让自己的儿子李广和大臣们在前殿举行盟誓，表示君臣一心。为了平息风波，他把告密者李乾调任为汉嘉太守。同时任命李闳（李寿堂侄）为荆州刺史，镇守巴郡，加强了对长江上游的控制。
到了八月，蜀中地区阴雨连绵，一下就是一百多天。洪涝灾害导致粮食绝收，饥荒和瘟疫一起爆发，百姓苦不堪言。李寿大概也觉得这是上天示警，就下令让群臣大胆直言，指出朝政的得失。
这时，一个叫龚壮的处士上了一道密封的奏章。大意是：“大王当年起兵夺权（指李寿废黜李期自立），是指与大家歃血为盟的，当时的口号是向晋朝（东晋）称臣。那时候是天意人心都拥护，所以大功告成。但后来大家不太明白您自己称了帝。如今这连绵百日的大雨，饥荒瘟疫并行，恐怕就是上天在监视和警示陛下啊！”
他还驳斥了反对意见：“有人觉得我们益、梁二州归附晋朝，只是名义上好听，而我们本地六郡的士人（指成汉政权核心层的官僚）在晋朝那里得不到好处。提这种意见的人，看不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只顾吝惜眼前的名位。”
最后他表明心迹：“还有人说我劝您归附晋朝，是想做法正（法正引导刘备入蜀，自己得到高位）。我蒙受陛下大恩，只求安逸生活。至于荣华禄位，无论是成汉的还是晋朝的，我都不想接受，又何必去效仿法正呢？”
李寿读了这封奏章，内心感到惭愧，但他终究舍不得皇帝的宝座，就把奏章秘密收藏起来，没有向朝臣公布。龚壮看清了时局，知道割据不是长久之计，归附东晋才是保全之道，可惜李寿没有这个魄力和远见。
到了九月，成汉内部又出事了。仆射任颜谋反，事情败露被杀。李寿趁机借题发挥，把上一任皇帝李雄的所有儿子全部杀光。这一方面是清除政治对手，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宫廷斗争的残酷无情，亲情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
冬天十月，在东晋这边，光禄勋颜含因为年老请求退休。朝廷里议论纷纷，有人说：“王导是皇帝的师傅，名位极其尊贵隆重，百官见了他，应该行跪拜礼以示尊敬。” 太常冯怀就拿这个问题去问颜含。
颜含的性格是出了名的耿直。他直接说：“王公虽然身份贵重，但按照礼法，没有唯独对他一个人特别敬拜的道理。你们说的行跪拜礼，我这个老头子，不懂这些时髦的玩意。” 后来他私下对人说：“我听说讨伐之事，不该问仁德之人。冯太常居然拿谄媚的事来问我，难道我有什么不好的德行，让他产生这种误会吗？” 这话表明了他对趋炎附势风气的极度鄙视。
还有个故事能说明颜含的个性。以前著名的术士郭璞曾经想给他占卜算命。颜含拒绝了，他说：“寿命长短在于天，地位高低在于人。努力修养自身而老天不给予，那是命；坚守道义而别人不了解，那是本性。我自有我的命和性，用不着算命。” 他退休后在家二十多年，活到九十三岁高寿才去世。这种不慕荣利、坚守本心的品格，在那个浮躁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北方的草原。代王拓跋翳槐病重了。他的弟弟拓跋什翼犍此时还在后赵作人质。翳槐在临终前，命令部落的各位大人（酋长）立什翼犍为王。
翳槐死后，以梁盖为首的大人们开始犯难了。他们觉得国家刚遭遇大丧，什翼犍远在赵国的邺城，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都是未知数。万一等待期间内部发生变乱就麻烦了。于是他们商量着另立新君。翳槐的二弟拓跋屈，性格刚猛而且狡猾多诈，不如三弟拓跋孤仁德厚道。这帮大人一合计，干脆把拓跋屈杀掉，想立拓跋孤为王。
没想到，拓跋孤是个深明大义的人。他坚决不同意，并且亲自跑到邺城去接哥哥什翼犍，还向赵王石虎请求，自己愿意留下来代替哥哥作人质，让什翼犍回国即位。石虎被他们兄弟的情义所感动，觉得他们都是讲信义的好汉，居然破例把兄弟二人都放回了代国。
十一月，拓跋什翼犍正式即位为代王，把年号改为“建国”。他非常感激弟弟的让位和营救之恩，就把国土分出一半给拓跋孤管理。这种兄弟情谊，在权力斗争常态化的十六国时期，堪称一股清流。
这里要补充一下背景。当初代王拓跋猗卢死后，代国内部动乱不断，部落分崩离析，拓跋氏一度衰落。等到什翼犍即位，他这个人雄武勇敢，又有智谋策略，决心振兴祖先的事业。他团结国人，开始设置百官，分工管理各项事务，任命代郡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还开始制定关于反叛、杀人、奸淫、偷盗等方面的法律。他号令明确，政事清明简约，没有那种繁琐的株连和追查，老百姓都觉得安定方便。
在他的治理下，代国的疆域东到濊貊（东北地区），西到破落那（中亚费尔干纳地区），南抵阴山，北达沙漠，大都归附臣服，拥有部众几十万人。可以说，拓跋什翼犍是北魏王朝能够最终建立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让衰落的拓跋部重新强大起来，为后来北魏统一北方埋下了伏笔。
回过头来看公元338年，从后赵到东晋，从成汉到代国，各个政权内部都充满了矛盾、猜忌、斗争，但也闪烁着偶尔的理性、情义和坚守。石虎的权术，王导的隐忍，庾亮的激切，李寿的犹豫，颜含的刚直，什翼犍兄弟的义气……共同勾勒出那个动荡年代复杂而真实的历史画卷。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但通过这些细节，我们仿佛还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呼吸与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