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杜牧《赤壁》
以史为鉴，即是对历史中发生过的事实，进行经验总结，并与今天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最终为当下发生的事情，提供应对策略。而将今论古，看上去似乎与“以史为鉴”颇为类似，但二者差别甚大。
将今论古，换句话说，即为今天发生的现象是解开历史谜团的一把钥匙。在这种思维下，研究和总结的对象是今天发生的事实。我们今天发生的事实，因为能够看到它，所以方便研究，也可以从中找到规律，从而为解开历史谜团服务。
国人习惯于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可以为活在当下服务。由于历朝历代重视文献资料保存，最终积累了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让人们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所以说，上古发明的写史传统，延绵不绝，是华夏文明延续的保障，因此这个民族可以自豪的宣称，自己是唯一没有断绝的文明。另一方面，写史传统，也构建了古典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极其重视历史对今天的指导意义。
与之相反，西方社会，一旦物质丰富，人们一样逃不过仓廪实，思礼节，一样会思考自己从哪里来，祖先又发生过什么。但西方历史记录的荒芜和断层，导致西方历史学家们不得不大力出奇迹。没有写史传承，没有资料，只能思考新的手段和方法，去解决自身来源的问题。在这样的局面下，将今论古的思维方式被提出来也就有迹可循了。
将今论古，直接指导了考古学的诞生，也是地质学的基本理论。之所以去挖掘一个探方，并认为某个地层代表了一个时代，除了上篇所说的地层叠覆律之外。还需要一种思维的指导，那就是：“古人和我们今天虽然存在差别，但也和今天一样，他存在一些类似的行为模式，或者古人的一些习惯，在今天也能找到他的延续”。这种思想，即是将今论古。
最为典型的实例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们大多知道这本书讲述的观点。但若细翻此书，发现他的主要方法就是拿家养的动植物和野生类型进行对比，从中寻找二者的差别。并最终找到哪些身体结构在驯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如果用今天的技术方法或者理论去评判，达尔文的这种比较，是极其粗略的，但这种方法本身，却无形中加速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虽然今天的科学研究，在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上极大发展。实验论证的方法让人们极力创造各种仪器设备，也依据这些创造的新设备，寻找新发现。但这种方法，从源头上而言，依然是遵循“将今论古”的思维。
另一个“将今论古”的例子就是，比如我们想要研究古代的河流，那么首先我们可以去今天的河流中寻找规律，把全球的河流都观察记录下来，比较在不同区域，不同纬度或者不同气候下河流的差异，那么今天的这些资料，就可以和古代地层中埋藏的某些特征进行比较，从而即使今天看到的仅仅是古代留下的岩石，依然能依据今天的资料，判断已经完全没有水在流淌的古代河流的样子。
当然，以史为鉴和将今论古往往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比如，研究地球的历史，总结地球演化的过程、环境变化等等，寻找其中规律，就可能推导将来会发生哪些变化，从而为今天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持物种多样性等提供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