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曾经无数次，我试过用自己拙劣的笔写写父亲，不为别的，只为记下父亲对我的种种好。可是每一次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每一次都因伏案落泪颤抖不止而停笔！每一次这样以后，我都告诉自己说:时间久了，也许就好了。可是十六年过去了，我依然会在梦里常常见到父亲！依然会在醒来之后发现泪湿枕席！十六年来，每一次回家去看望母亲都要经过一片坟地。那里，就躺着我的父亲！带着妻儿一起时，不过是隔着车窗看上一眼，心里泛起阵阵酸楚，但独自一人经过时，我记不清有多少次忍不住泪如泉涌！十六年了，父亲啊，您可知道儿子还在想您么？
父亲曾是一名民办教师，教小学语文。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还没上学，父亲就教我唱歌。父亲教会我唱的第一首歌是《洪湖水浪打浪》。父亲还给我讲《小兵张嘎》，胖翻译官吃西瓜。学会以后，我就去讲给别人听，还带着表情、动作。讲给小伙伴听完，讲给大人听，不知道讲了多少遍。后来左邻右舍的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见了我，经常会唤着我的乳名拉我过去在他们膝前，然后坐下来笑吟吟地说:“来，再讲讲胖翻译官是怎么吃西瓜的。”于是我就一本正经连说带演地又讲一遍。后来识了几个字，父亲就给我订了一份杂志，叫《江苏儿童》，里面有好多连环画。(那个年代，在我们这样的村子里还有谁会给孩子订杂志呢？)于是，我读到了《九色鹿》、《善良的夏吾冬》和《阿凡提的故事》，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从小学到高中，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也没丢掉读书的习惯，应该得益于父亲对我的启蒙。
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我，是我八岁那年，我上二年级的时候，那时父亲已不再教我。有一次上自习课，老师布置了写生字。坐在我前面的两个同学是不爱学习的孩子，一直在讲话，而且内容很有趣。我就一直在听，所以快下课了生字也没写几个。老师来检查了，问我要，我怕她看见我没写，就攥着不给，她还要，我当时也不知怎么了就三下两下把作业本给撕了！教我的老师是同村一个姐姐，也是民办教师，气得让我到教室外罚站，然后回办公室跟父亲告了状。父亲就拿着教鞭冲了出来，一连抽了我好几下，抽得我乱蹦，我就哭。父亲不再抽，等我哭声小了，用教鞭指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是想叫你上到高中的，你知不知道！”其实那时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高中”是什么，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八十年代初，在我们这样一个小村子里，家里能出个高中生是多么高的奢望和荣耀啊！
后来我真的上了高中，那时已经是一九九O年。高中三年我很努力，但是数学成绩一直很差。高三那年，父亲给我买了好几盒“太阳神”口服液，说这个补脑。后来我跟父亲说喝了也没什么效果，不让他再买了。高考落榜后，父亲没有训斥过我一句。我不甘心，于是和同学一起去了当时的“政协补习班”(因设在原邳县政协大院而得名)复读。一个星期后回到家，父亲跟我说:“咱们县教育局要举办个新师资培训班，面向应往届高中毕业生招生，教师子女还加分，毕业分配后是中专待遇，你看要不要去先报个名？”要知道，那个时候谁家孩子要考上了中专，就意味着从此端上了“铁饭碗”，要请上电影队到村里让乡亲们连看三天的！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语气平和，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个孩子，根本就没想过要替我选择道路。父亲完全是在跟我商量。我当时觉得无所谓，反正报名费也就三十块钱。于是，报名，考试，然后回复读班上课，其实心里根本就没想过要上这个师资班。谁知后来发生了变化。一是复读班里实行围餐制，八人一组，每人每月交四十五块钱，定量就餐，早晨是每人二两馒头，晚上四两，中午是四两米饭，打出饭来就八个人一堆蹲在地上吃。我们那时正值“吃壮饭”的年龄，因此常常饿得眼冒金星，出去买又太贵，舍不得花钱。二是班级人数太多，每班一百多人挤在一口教室里，下课以后小小的院子里满满的都是人，让人喘不过来气！这时候成绩发榜了，中文班招收六十人，其中有我。一咬牙，走就走了吧！于是，现在的我，已经在一所农村中学教了二十多年书了。
很多时候，包括父亲还在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感谢父亲。这不仅是因为父亲当年的一席话让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尚能糊口的工作，更多的是因为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来父亲教给我的道理。小的时候我不觉得。后来上学、上班，一直在外面不常回家。我们村子大而狭长，我们又住在最南边，遇到住得远的庄邻长辈有些不太认得我了，就会有人在旁边介绍:“这是南头五哥家的大儿！”这时长辈们就会纷纷说:“哦，五哥这人，为人处事那是没说头！这孩儿以后也差不了！”父亲排行老五，村里人也常称父亲为“南头尹老五”，在学校以外，包括父亲教过的和教着的学生大都叫他“五叔”或“五哥”，没记得有谁叫过他“尹老师”，也没记得有谁对他有半点不尊敬，说过他半句不好。生活中的父亲是一个脾气随和的人，但可能是因为父亲在学校里是老师的缘故吧，小时候我就发现，村子里比我年长的那些孩子们还是有几分怕我父亲的。尤其是我家的几个姐姐，每一次到我家来玩，总是先趴在大门框上露出半颗脑袋，怯生生地问我母亲:“五婶，五叔在家么……”得知父亲不在，便欢跳着进来。有时碰巧父亲在家，听到门外有动静，父亲便大声说:“快进来吧，我又不吵你不打你。”
记得每年腊月二十七八，左邻右舍的都会买了红纸提前送到我家来，让父亲帮着写春联。这一天父亲会早早地吃过饭，扫净院子，细心地洗好毛笔在方桌上晾着，然后开始拿镰刀头裁纸。大的小的宽的窄的一一裁好后才动笔写。因为每年都写，邻居们谁家有几扇门几扇窗几张床，父亲都记着。拿回去一贴，大门的、小门的，连“身体安康”、“五谷丰登”、“槽头兴旺”之类，一副不少一副不剩！父亲写，我帮着晾，用小石头压着，一阵子下来，满院子红彤彤的。晾干以后，一副一卷收起来，每家的在红纸背面做个记号。有不及时来取的，父亲就会差我用簸箕端着挨家给送过去。再后来我上了中学，父亲就让我帮着一起写。给邻居们写的什么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家堂屋门上，每年都贴着父亲写的一副不变的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那时父亲一边教着书，一边帮母亲一起种着六七亩地。夏天的时候父亲喜欢光着膀子干活，只在两肩上横披着一条毛巾。父亲的肩膀又宽又厚。在我很小的时候，每次晚上去邻村看电影都是父亲背着我。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那样健壮、高大。
父亲四十七岁那年终于转成了公办教师。然而就是在这一年的体检中，父亲被查出患有重病，而且已是中晚期。陪父亲从医院复查回来的路上，父亲很平静地说:“回家别对你娘说，就说是胃不好。”当时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弟弟远在山西当兵。于是我就开始了在医院、药店、单位和家之间的奔波。后来，有个亲戚向我们推荐了一位老中医，其悬壶之所在几十里外宿羊山镇的一个小村子，需要先坐车到邳州，然后换乘到台儿庄或车夫山的车，在刘山闸下车后再步行三四公里才能到。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我每隔十天就要去那里给父亲抓一次药，一次十副。每一次提着沉甸甸的药包从诊所出来，我都觉得我手里提的是父亲的命！我多么希望父亲能早一天好起来啊！多少次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的背影，我只有暗自垂泪！陪在父亲身边的时候，父亲经常反过来安慰我。他常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哪就容易好得这么快呢？” 又常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哪里断绠，哪里卸牛……”其实我知道父亲是不信命的，他这样说只是不想让我伤心！三年里我带着父亲四处求医问药，然而父亲的病还是在反反复复中逐渐加重了。
父亲去世那年才五十岁。
多年以后的一个冬天，在西北宁夏的青铜峡，无意间看到了店铺里卖的一种蒙古靴，里面是密而长的羊毛。在那一瞬间，我又一次泪雨滂沱了！我全身颤抖到几乎站立不住！父亲的脚怕冷，每年冬天脚上总是那双翻毛皮的大头棉鞋，帮上打着补丁，鞋底钉着铁掌。如果父亲还在，我是一定要给他带一双回去的啊！“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觉得没有谁会比我更能体会这种深入骨髓的痛楚。父亲啊，您在天堂还好吗？您的脚还冷吗？
请原谅我就此停笔，我已经写不下去了……
2017年11月4日子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