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后的下午，河堤广场像被太阳熨过，风也收了刃。我陪母亲散步，她围着枣红围巾，步子不快，却稳。枯草在脚下沙沙作响，像替我们数年轮。拐过柳丛，忽见前方空地金黄一片——不是落叶，是葫芦，铺了一地。
卖葫小哥蹲在尽头，只守一顶灰呢帽。葫芦横躺竖卧，肩挨肩，背贴背，沿地砖缝排成一条无声的长队。它们正是图片里的模样：
——青金皮上凝着霜花，像冬夜河面碎冰；
——圆肚压扁一点，仍鼓着倔强的弧线；
——腰环细瘤，一粒粒突起，被阳光点成铜铆钉，闪而不耀。
母亲弯腰，指尖扫过最近那只，霜花即刻化水，顺着瘤沟淌进泥土，像替冬天偷偷卸下一层妆。
我挑了一只掌心大小的，瘤结排成北斗，托起来对着太阳，空洞的颈口便灌进光线，像给银河安了一处出口。母亲把另一只稍大的抱在膝头，轻轻摩挲，掌纹与瘤痕互相嵌合，发出极细的“嚓嚓”声。她说：“这声音像你小时候啃冻梨，脆里带着冰碴子。”一句话，把整条河岸的冬天都喊回了童年。
我们蹲得太久，影子被夕阳压成两张薄纸，贴在葫芦的弧线上，随着呼吸一起一伏。我忽然明白：天地把寒冷与温热同时塞进这些瘤结，正如把相聚与别离同时塞进我们的人生。不合眼的，放回原处；合眼的，便让它替我们盛住这一刻的冬阳，带回屋檐。
回程，母亲把那只大葫塞进我怀里，自己拎小的，说：“重的给年轻人，轻的给老人家，平衡。”风掠过，葫芦在臂弯里微微碰撞，“咚咚”几声，像替我们敲更。走到堤尽头，夕阳正好沉在河心，水面浮起一只金红的圆葫芦——那是天空的倒影，也是大地的回声。
我们不再说话，只把两枚真正的葫芦贴在胸口，让冬阳隔着一层青金皮，继续咚咚地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