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的7月，世界上的第一只克隆羊诞生了。
20多年前的同一个月，我也出生了。
那是在南方的一个小镇，那个7月，太阳如火如荼，计划生育的工作也是如火如荼。
“说吧，要多少，不就是要钱嘛，10万够不够啊？呵呵！”说话人是当时隔壁村的暴发户——王贵。王贵老婆刚生了二胎，不过他有钱，不怕罚款。
可自从有了这个先例，方圆百里，但凡生二胎的人家都要上交10万元的罚款。10万元，不是小数目，尤其在那个年代。
不是人人都像王贵家一样有钱，比如我家，借都借不来这么多钱。因此，我出世的同时，我老爸也出事了——派出所半个月拘留反省。
监狱的所长韩大头是六亲不认的，这个成语没有丝毫夸大的意味，而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监狱里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被韩大头罚跪，赤膊跪在水缸里面，最后跪得昏倒过去。这个老头子，正是韩大头本人的岳父。
而一般关在里面的小青年，每日的“必修课”则是鼻子靠墙，跪满规定的时间才能吃饭。鼻子和墙之间还要插一张纸板，纸板中途掉下来就得重新跪。
我堂哥那个月恰好十岁生日，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唯独父亲在监狱受苦。满屋子的人，本该为堂哥庆生，可没有一个不是红着眼眶，低头在抹眼泪的。要说座中泣下谁最多，自然是我老妈了。
舅母过了一个星期左右鼓足了勇气决定去探望我父亲，背了一袋子橘子。韩大头问她袋子里面是不是钱，舅母说不是。韩大头大吼一声:“滚！没带罚款也敢过来？不走把你也抓起来！”舅母吓得手足无措，本来打算带给我爸的橘子散了一地。韩大头顺手捡起一个就要朝胆小的舅母身上砸。幸好舅母转身就跑了，只砸到脚后跟。
拘留父亲的日子就要结束，所长韩大头派了两三个人去我家要孩子——要把我抱走。
大伯家那时候住我家隔壁，据伯母说，那天夜已经很深了。她和我大伯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听到门口骂骂咧咧的声音，随后还听见要带走孩子之类的话。
大伯披了件外套急忙起床。先是把我藏到他摩托车的车篮子里，接着从院子里找了一根钉耙就冲出去了。
“你们谁动一下给我试试！”一边说一边挥舞着钉耙。大伯的身材魁梧壮硕，吐了两口唾沫，疯了一样就要上去拼命的架势。那两个来要孩子的人都不敢做声，面面相觑，不一会儿灰溜溜地走了。
父亲出来不久，知道罚款的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带着我和妈妈躲到苏州的一个姨父家先避一避风头——那个时候派出所的小干部真的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
我们躲了几个月，老家所里的人居然摸到了苏州。舅舅当时在苏州做生意，站了出来，一下子掏出两万块。加上老爸老妈上班攒的，亲友借的，七拼八凑一共四万多，和所里的人找了家馆子谈判。最后敲定四万五千块结清罚款，找来两张白纸，大大地写两个“清”字，双方各留一份。随后，所里的一行人吃吃喝喝，谈笑风生，就像之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后来，韩大头死了，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被人灌了麻袋，乱棍打死的；有的说是被推到河里淹死的；还有的说是被割了舌头流血而死。总之，死法和那些盼他死的人一样多。他的妻子还算不错，得到一笔抚恤金，颐养天年。
再后来，亲戚们每当聚到一张饭桌上谈起我的出生，总要把这些往事像播电视剧一样讲给我听。一遍又一遍，他们永远都说不腻，我亦听不腻。
有天夜里，我问爸爸，“你那时候在里面，被体罚很辛苦吧？”
老爸神秘一笑:“哪有他们说得那么吓人，我还好啦，无聊的时候就和狱友打打小牌。只有韩大头检查的时候才象征性地跪一下，意思意思。我那时候贩鱼，和当时的鱼霸是上下级关系。鱼霸和里面的人打过招呼的，他们哪里敢为难我呀！”
写完这篇文章，夜已经深了，窗外月朗风清。一如二十多年前夏天的小镇，那些寻常百姓家难眠的夜晚。
谨以此文献给我已逝的大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