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朋友那里得知《四个春天》上映了，几个星期前，我就听说过这个名字，纪录片，温暖等等。我没想到它会上映。这样的纪录片是毫无卖点的，只会亏本。我初闻这消息时感到意外，而后买电影票，发现排片量小，时间多在白天，冷冷清清，放映这部纪录片的影院越来越少了。买定票，查了票房，两百万。
纪录片一点十五分开始，我与陌安君提前到场。扬声器说可以检票了，走过去，检票口空荡荡的。与前段时间看《海王》的情景形成强烈反差。
放映厅黑洞洞，我坐在前排位子上，陌安君的左侧，转头看见后面跟了三个人，左右试探着。大屏幕上滚动着各类广告，汽车、食品、服装等等，等到出现黄色飞龙的片头时，纪录片正式开始，而整个放映厅共有观众六人。好像中途还退走一个。
电影讲的很简单，贵州某小镇一个家庭的四个春天，以其中的老两口的日常生活为主要记录对象。摄影者是老两口的小儿子，他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姐姐还有一个儿子。老两口的孩子每年春节都会回到这里看望他们，一家团聚，有时候也有人缺席。
老两口十几岁相识恋爱，步入婚姻殿堂，相亲相爱。每个春天，他们都过着山野与居家来回交替的生活，某些时刻，二者融合为一。他们上山采野菜，药草，唱山歌，孩子们陪着，欢跳，嬉戏。随着小儿子镜头的移动，生活被摆在面前。让人想起孩提时代，想起自己的故乡。老两口时不时吵几句嘴，乡音绕梁，久久不去。
有一年，女儿生病住院，形销骨立，虚弱地躺在床上，一家人围着床，不断靠拢，夜夜未眠。女儿勉强挤出微笑，她想回到从前，唱一首歌，可她不能。几天后，镜头转到灵堂，女儿的遗像挂在墙上。老头子站在对面，表情呆滞，老伴抹着眼泪，一脸憔悴。
扶灵的是独子，镇上的青年来抬。上山，入土，那二十来岁的独子大喊几声“妈妈”。气氛一下就沉重了。伤痛挥之不去，弥漫着，扩散着。老两口相对无言。
又一年春天，一家人来到墓地，跟她说话，说着说着，回到从前。老两口隔三差五都回去看他们的女儿，做完饭都要给她留一个座位。慢慢地，女儿无处不在，她看着老两口呢。他们开始振作起来，又上山去了，又唱歌了，又来到女儿的坟前，在周围开一片菜地，说是要种很多东西，闹热。
生活恢复到以往的明媚。老两口还要相亲相爱，趁着剩下的时日，孩子们还会回来过春节，他们把熏好的香肠请出，油亮油亮。
诗人荷尔德林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纪录片中的老两口过的就是这种生活，他们不知道。“人充满劳绩”，意思是人得“劳作”。在哪里劳作？大地上。纪录片中的老两口很懂得大地，他们的孩子则淡忘了。他们“打菜”，牢记先辈的话：“打菜不打那边坡。”他们年逾花甲，身手矫捷，耐力非常，他们享受劳作的过程，以歌唱来赞美。他们回到家也停不下来，老伴绣花，切草药，缝纫，老头子研究电脑，弹钢琴，养蜜蜂，修理各类家电器物，凡事上手。然而他们依然笑呵呵的，满足，“安逸”，老伴的口头禅，而老头子常常说“好玩”。他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诗意是具体的，是可以触摸的，是“劳作”过后的喜悦，是兴致忽来时的歌子，是随处可见的细节。
很少会有人耐下性子看完这样一部“无聊”的电影，即便某些宣称电影绝佳，强烈推荐的人也未必“看进去”，他们只是感动落泪罢了。荷尔德林所说的那种生活几乎不存在了，它是落后的，要消灭掉，电影中的很多细节都与“进步”没有关系，脏乱差而已，谁会住那样的地方？谁会吃那样的东西？谁会唱那样的歌？那些青年，为了去城市寻觅理想，不惜背井离乡，住在地下室，在冬天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去城市没错，一个自由的选择，但为了“面子”，值么？我听过很多“迷失”与“堕落”的故事，他们忘记“故乡”，抛弃“生活”，他们只是城市里的行尸走肉。现代化最大的“恶”，就是“革”掉了人们的“过去”，“革”掉了生活。“拆迁”就像一把刀，要把世界切得均齐，特别是国内，最早的一批“生活”的建筑早早消失得无影无踪，面积惊人的土地被用来大兴土木，高楼群起，每个城市争相复制，人们的观念瞬间改变，昔日的文化传统黯然失色，正进一步退出历史舞台。当人们某一天突然从幽暗的角落里找出一件古物，内心却已是毫无波澜，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一个失去“生活”的人，何以存在？电影中，两个老人用镜头拍下的画面记录的仅仅是过去生活极有限的局部，好在是留存下来了，否则还真是不好证明过去的真实，文字就更不用说了，作者都是“说谎者”，甚至是“臆想症”患者。
电影怎么样呢？有人说导演不够“专业”，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不懂这种“专业”，在此不论。何况专业什么的并不能决定艺术作品的质地。导演的可贵之处是，他发现了这种生活，发现了四个春天，四个在郊野黑暗中闪光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