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你再怎么把受难的对象拍的和平常人一样，使得观众与对象处在一个较平等的位置上，你也无法抹去观众与对象真实的阶级差距。这种政治化的美学本身就是精英主义的，是精英趣味的（政治化我理解成对常规的反叛）。我们厌烦那种普通的博取同情的叙述是真的因为它们仅仅赚取了屏幕前的泪水而对于实质的现实无法做出任何改变吗？不妨说正是因为我们摄取了太多的同类型的叙事因此我们渴望一种美学上的变革。于是，这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道德上的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创作方法论的问题。当代艺术越来越强调观念的地位，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欣赏门槛，以至于与普罗大众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当代美学强调知识精英在不断累积的知识以及从前人那里所传承下来的审美经验，从而与广大人民群众或者说未受到充分美学教育的人那种基于先验的审美能力差距越来越大。简单说如果遇到一部我们所谓的博取廉价同情的电影那么我们之所以感觉到厌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了太多于是感到厌烦，而他们仅仅是因为看得不够多所以不会感觉到任何不适之感。那么既然传统所谓据有宣传效应媒介——电影，在当代真的只能让知识分子满足审美上的需求，那么他它还需不需要一如既往地承担社会责任？
或者说当代的艺术家们把心系民生挂在嘴边那才是真正的博取廉价的同情。这么说或许有些反智主义的味道，但实际上我只是想强调艺术家们不要用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举动遮掩自己不过是想寻求智识上的突破这一原始的冲动。后者并无不妥。
我一直以为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依托于时代的而这与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特质也并不矛盾。可以立德立言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代表了时代的呼声。每一种学说或言论的流行都必须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而时代背景却又是雨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密不可分。
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源于《22》和佩德罗科斯塔。首先，这两部电影（姑且把科斯塔称为一部电影）的目标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满足我们对于对苦难最直观的认识，也即最普世的苦难伦理。同情，反思（至于廉价爱国主义那是另一回事，而且同情本身也与反思处在不同的价值维度，后者显然比前者高级，但也不能说两者完全没有交集），也正是被学院派所批判的权力结构。而后者则是通过美学上的突破，消解了这一结构。可是，这些关于苦难的影像仅仅只是为了所谓政治化的美学吗？把对象平等对待除了实现另一种道德优越还有别的用途吗？他们难道不正是需要同情，需要施舍的对象吗？
继续说下去又回牵扯进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就此打住。我最想说还是，两方大不可互相攻诘，前者牺牲艺术性换取纯粹的功能价值，后者几乎不具备社会效应但理应在艺术史上留名。而前者最好不要赚取眼泪的同时闷声发大财，后者也不必好为人师地装大尾巴狼了。
